介子平

人怕四九，人生过半，年怕中秋，一年过半，岁序感极强。光阴抓住是流金，虚度则是流水，书读过是故纸，弃之犹如废纸。

不虚度是种行为选择，读书人的首选，定在读书，唯如此，方能使自己在自我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公务缠身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自述：“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辄形诸梦寐……及做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矣。”龙启瑞针对此般状况，论读书心得：“人虽至促迫之时，亦必有一二刻之闲，可以安坐读书。”无事可做，如何养家糊口，有事可为，自会耽误读书。

只想在城市角落里安静于书本的叶圣陶，不堪疲于应付的社交之扰，公务之于他，主业不主业，副业不副业，其1957年5月18日的日记无奈道：“余甚矛盾，一向欲求心之宁静，最好少所闻问，殆必有被邀座谈之机会，如何表示，日徐徐思之。”深沉有余，明快不足，由此及彼，反求诸己，这段有着极深寂寞感的文字，轻描淡写却触目惊心。

晚清报刊兴起，遂滋长蔓延，大行其道。无暇读书，退而求其次，读报读刊也可。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时说：“人不可因事而废学，而事务繁忙之人，实无日力读书，则莫如读本报，既有学理以助思想之进步，复知时局以为治事之应用。”这话似有广告之嫌，较之孤证不引的读书，有闻必传的读报，更为吸引人。范烟桥回忆晚清读报，社中一纸数人聚阅的群然继起，“百人集阅报室中，群首攒动，争一纸，其苦万状，非强有力者，往往不能得一读”。此般状态，与今人的手机阅读情形，堪有一比，昔时报纸是眼球经济，订数关乎广告，时下网络为注意力经济，直播即社交。

空间状态是知觉者与被知觉者共有的现实，工具性读书与非功利性读书，趣味自异，读信息与读知识对环境的要求，也有不同，其无须域所营造，处在热闹欢场也无妨。

晚年季羡林，已然齿德俱尊，《八十抒怀》是他见过的人间，其中回忆一则旧事云：“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看上去的不刻意，不费力，无须四海之心，壮游之志，日积月累、聚沙成塔而已。

当然，自运机杼与织锦为文，毕竟是两类作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一代学人的操守。书画是现实的寄托，文章也是，好文章比写好文章的人过得精彩，活得久长，悖理乎？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熬来熬去，熬的不就是寂寞。衰飒之年，秋露如珠，人们各自背着沉重道义回家，文人的口袋里，是一囊的碎文字。

对于纸媒一代而言，托腮凝思，怀念读书，也是怀念化身为影的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