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培根论学问，引用罗马诗人奥维德《列女志》中话说：“学皆成性”，又译作“学问变化气质”或“学问入于性格”。大意是说，学问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那么不同的学问，会带来怎样的性格变化呢？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明，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按照培根叙述的顺序，我首先想到自己的书房中，历史类书籍的收存确实不少。它们的分布貌似自然形成，杂乱无章，实则与我的读书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反映着我的人生志趣与走向。比如在阅读与写作方面，我有一条主线：数学史、科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正史中的数术史等，最终形成长期的研习方向；在出版职业修养方面，我存有出版史、书籍史、禁书史、印刷史、出版史料、编年史、出版年鉴、图书词典、人物传记等图书，它们对我工作态度与方法的影响巨大。有言道，一个人读史的广度影响着他思想的维度，读史的深度决定着他人生的高度，此言不虚。

下面列出我在整理书房时，写下的几段与读史相关的笔记。

阅读科学史对我的影响

其一，早年喜爱科学史，多年来我存有多套相关的著作，最青睐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数学历史典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郭书春《九章算术汇校本》《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江晓原《天学真原》。另外还有许多旧事难以忘怀：

一是外国名著如丹皮尔《科学史》，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书中都很少提到中国。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序中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科学史》译者也写道：“作者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对西欧以外的世界各国，如中国和东方国家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在书中很少反映。”有趣的是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它有“第七章中国医学史”。但中文译者认为：“原书第七章《中国医学史》内容过于简略，且有谬误之处。又由于目前我国出版的中医学史著作已有多种，第七章参考价值不大，故省略未译。”因此在《医学史》中译本出版时，删去了原著中的“第七章”，全书的章目也要重新编序。

二是克莱因在上面那段话的下面，还做了一段脚注，他写道：“中国数学的历史的一个可喜的叙述，已见于Joseph Needham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卷3，第1～168页。”克莱因说的是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套书我存有多种版本，最早见到的一本正是克莱因所言第三卷《数学》，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鞍山新华书店买到的，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后来还存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版，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李约瑟博士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站在另一个视角看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堪称破天荒，或称破冰之举。那时李约瑟的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他说，中国的“内算”是一个至今尚未探讨过的领域，运算者使用的工具包括手指算、算筹、算盘，涉及的知识包括历法、排列组合，他们获得的巨大声誉也非偶然，“这是有待进行历史研究的另一门准科学。”这段论述使我打破了旧有的思想禁锢，进而投身数学内算与外算的思考，步入数术、五行志研究的学术领域。

三是阅读科学史对我出版理念与方法的影响。比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史学家李俨、钱宝琮的评价极高，也为我后来请郭书春、刘钝主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铺垫。再如梁宗巨、傅钟鹏、吴振奎、胡久稔等人的数学史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对数学学科的态度，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热爱。后来策划出版科普丛书《世界数学名题欣赏》，提出“历史叙述，夹叙夹议”的编写原则，让数学普及读物有血有肉。另外还要提到江晓原《天学真原》，他在著作中提出天学与天文学的区别，以及刘兵在该书序言中，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的引证，都对我的学术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我的两部著作《数与数术札记》《五行志随笔》均由江先生作序。

使用率颇高的《清史稿》

其二，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学术类分，经史子集的著作我都有收存。单说史学中的正史，我的书房中存有三套中华书局版“廿四史”，第一套实为“廿五史”，绿色纸面平装本，包括赵尔巽《清史稿》。此书我原来有两套，非常喜爱，使用率很高。它们的口碑也好，至今仍有许多人在收存正史时，还是要寻找这个版本。但这套书出版年代久远，纸张较差，胶钉未锁线，禁不住翻看，我经常阅读的著作《史记》《汉书》《宋书》，以及一些志书已经被翻烂，整理时只好挑挑拣拣，将两套并为一套，又将残本修补后放在办公室公用。再者如今“清史”版本不少，我就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全史》十卷，但闲时阅读，我还是喜欢赵尔巽的《清史稿》，它在体例上与前史接续，不敢说通篇完备，起码纵向泛读历史，毫无突兀的感觉。第二套“廿四史”是繁体精装本，全套书241册，用一个书号，内容与上述第一套相同，册数也是一一对应，只是未收《清史稿》。由于分册太多，所以定价很贵。第三套“廿四史”是简体横排精装本，册数不再与繁体字版一一对应，全套63册，用一个书号，总册数大幅减少，定价便宜很多。后两套“廿四史”装帧、纸张均为一流，闲时取一册翻看，书体挺括，纸白字清，会让人产生另一种读史的感受。

再者阅读正史，收存《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种种，都是标配与常态。只是我的书架上还存有《民国纪事本末》《国史纪事本末》两套书，时间从民国初期到上世纪末，编写体例接续前史，许多内容似可商榷，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各类史学著作难以言尽

其三，按照现当代学科类分，我书架上的史学著作多而杂乱，有通史、断代史、编年史、哲学史、佛教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史学史、学科史，难以言尽。略记要点：一是丛书，有两套书收史学著作不少，且有品质，即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二是哲学史，相对而言，我的收存数量最多，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以及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等。它们或多或少，都留有时代的印记。而冯友兰、胡适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三是思想史，有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葛兆光三册《中国思想史》，葛先生的著作让人耳目一新。四是张光直史学，我出版过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许倬云在《西周史》增补二版序言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光直组织四人团队，撰写中国古代四个时期的历史，他自己写商代，许倬云写西周，李学勤写东周，王仲殊写秦汉。先后有张光直《商文明》、许倬云《西周史》、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出版。耶鲁大学还出版了英文版。五是黄仁宇史学如《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几年前清明节，我曾写长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怀念他。六是出版史，书架上存书最多，有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吴永贵《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还有《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家丛书》等。我从事出版工作近40年，最终领悟到一个道理：要想弄懂一个行业经营的真谛，首先要精读这个行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