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孙生阳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因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能、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可以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充分释放内需潜在势能。

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二者约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农村土地权利已经成为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为此，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高市民化质量；另一方面，健全农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物质利益，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二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把县城作为调配资源、综合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单元，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要构建乡村建设规划体系，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制定县城建设分类政策，合理引导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的建设发展。三是推动大都市周边县域乡村的快速振兴，对接大都市巨大的消费潜力。一方面，周边县域乡村要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大都市，与大都市共享基础设施，承接其人口外溢；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周边县域乡村新的功能，形成与城市群呼应、有互动联通的一个区域经济，让县域乡村的经济和城市群的经济能够互补起来。

通过积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和丰富乡村经济形态。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一是把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驱动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注重培养农民发展生产、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的基本技能，激发欠发达地区农民内生发展动力。二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一方面，要支持既保障粮食安全又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平台发展，以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为抓手，发展现代高效种养和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乡村文化等新产业新业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企业和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新格局。三是构建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完善农村电商配套服务。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到2025年顺利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目标；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规划工作，在保证物流普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完善电商配套服务，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通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打造内需新增长极。其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一方面，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其二，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一方面，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道路，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生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在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建立多种形式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其三，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一方面，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平稳过渡，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另一方面，注重克服摆脱对欠发达地区“重输血，轻造血”的帮扶模式，在推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动态均衡、集聚增长、服务均等、安全发展的关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