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乡下亲友敲开你的办公室，那一口土得掉渣儿、俗得冒烟的方言，让你倍感羞臊。可是，当你翻开中国古典名著，竟然发现乡亲们所说的那些土话翻着跟头、打着滚儿一个跟着一个出场。原来，我们的作家很是青睐方言，将方言作为创作资源有效使用，那别样的风姿、意趣，既生动地反映了地域特色，又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红楼梦》里的俚言俗语比比皆是，读起来像东北秋后捡漏儿一样令人惊喜。通常认为《红楼梦》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的范围很广，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北京话和东北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北方话内部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说一致性很大，人们互相交流并无难度。《红楼梦》里的东北话不胜枚举，读起来十分有趣，如“打饥荒”“得济”“编派”“刚刚儿”“何苦来”“寡妇失业”“红过脸儿”“家雀儿”“借谁的光儿”“看人下菜碟儿”“气不忿”“使性子”“胎里带”“牙碜”，等等，这些东北话令人耳热心跳的，难怪有人说东北乡间老妪品读《红楼梦》并不困难。曹雪芹的故里究竟何处？目前的几种说法尚无权威定论。从作品中大量的东北话来看，辽阳之说、铁岭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从方言中可以窥察一个地域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生活风尚等人文因素。作家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与迷恋，自然不会忽略方言土语的特殊魅力。很多作家内心深处都有着强烈的“地缘感”，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对故土家园的情感依恋以及对精神家园的自觉追求，必然促使作家的精神还乡具化为语言还乡，那些意味深长的俚言土语在笔下出现，虽然难掩粗粝之气，却并不缺少炼字锻句的修养，表情见意的效果令人称道，读起来非常生动。
鲁迅对方言是很推崇的，他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在中国，至少有三种方言产生了较有影响的文学，一是北京话，二是苏州话（吴语），三是广州话（粤语）。其中，北京话产生的文学作品最多，传播也最久远。在现代作家中，老舍擅用北京话写小说，他的语言俗白鲜活，幽默风趣，被世人誉为“语言艺术大师”。其实，方言土语在作家笔下的出场都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加工润色，其“俗”其“白”，必是融于情境，耐人寻味。在老舍的创作体会里，他总是充分地信赖大白话，他说：“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就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
“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这句话着实道出了方言俗语的本质。方言是从生活现实中发酵出来的，是一种有“根”的语言。换句话说，生活有多么丰富，语言就有多么生动。所谓俗气，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态度与在场感。
在阅读中发现，方言常在叙述中出现，这种掺杂对作者来说几乎是一种情感本能。在叙述中，作家的母语始终潜伏其后，语尽词穷之时出其不意地补场，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斜刺里冲出来，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活泼的阅读体验。方言在人物对话中出现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王熙凤的泼辣干练从她所说的方言中可以洞察，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与南地方言的温和细润不无关系。有根的方言能够生动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0世纪30年代，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白朗、舒群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青年在文坛被识辨，他们当时以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如今重温他们的作品，不难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他们率先将东北话运用于文学创作中，从而为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和方言文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资料。他们擅长描书东北的民俗文化，作品风格粗犷宏大，展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很多民俗在他们的作品里有非常翔实精彩的记载，不知要比地方史料的记载生动多少。为生养之地立传作史的殷勤与情怀跃然纸上，这是东北作家第一次向全国展示关外的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今不少民间风俗从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反映这些习俗的词语依然活跃在口语里。通过这些词语可以了解方言区已经消失了的民俗。文学作品所记载的那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与今日的你我依然是息息相通的，我们还说着祖辈留下的老话儿，老话儿里有天理、有人心。
近年，以东北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再次被关注，东北方言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一位东北作家在谈及作品语言时所说，展现东北故事，需要生成一种语言来还原地域生活并适配当下阅读方式的转变。生成、还原、适配，这三个动词令人眼前一亮。显然，这位作家熟谙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功用及使用方法，不是简单的移植，是被作者打磨过的化俗为雅，焕然一新。虽来自方言，却超越方言，是一种具有文学性和个人风格的语言，既可以展现地域特色，又能够有力刻画人性。
方言是极具活力的语言，它的情感用语，对动作的细微刻画、对事物性状的描述，某些时候确实更有活力，更有意味。
普通百姓以俚言俗语进行生活叙事，所有的人世变迁、命运起伏及心灵感悟，都凝结在他们自己发明的语言中。他们以自己的言说方式深情地活着。明代学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写道：“闾巷中常谚，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此言虽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迩言所以当察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写作者若能细致解读百姓口中的俗语，便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抵达了故事的发生现场。
南方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说着当地方言，可一拿起笔来，就要切换到普通话的频道。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所以，有些南方作家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有点吃亏的感觉。但也有南方作家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像金宇澄创作的《繁花》，品读那极具上海韵味和节奏的语言风格，蓦然明白，对方言的驾驭绝非简单的复制与挪用，看似信手拈来，却体现了作者对语言化用、整合、创新的能力，如琢如磨，费尽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