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提示

“白话”一词颇多歧义，此处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仅指白话文。说起百余年来文言文与白话文种种议论，妇孺皆知，无需我再多言。只是此事反射到出版领域，再回缩到我小小的书房中，望着书架上那百余册挂着古典名著白话、全译、今译、注译、选译、详译名目的书籍，还是引起我一些思考。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旧三厄，新三厄》，讲到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文中说，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来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当时循着鲁迅的思路，我斗胆提出，时下古书出版存在“新三厄”的现象，即白话、简体、网络版三项。单说白话一项，有观点说“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回忆当时的思考，我是从两个方面看的：正面看白话有利于了解中国历史，辅助学习文言文，普及古代文化知识。负面看文言变白话的副作用，首先它使文言有了消亡的危险；其次在文白对译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太多，如古诗词根本不能译成白话，文言文固有的简洁与韵味也是不可替代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到鲁迅倡导新文学，反对年轻人读中国经典，批评有些人食古不化的旧事。那是因为鲁迅的古文底子极好，才有资格说那样的话。施蛰存先生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其实不通文言，一定会影响你的口语表达及白话文写作。我早年读书环境不好，后来总结时常常会说，那时无书可读或读书太少。那么哪些书读得最少呢？排在前面的当然是古文、古诗词了。到了花甲之年，再回忆那一段先天不足，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后天的语言枯燥或叙事啰嗦，常常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达；二是写作时提笔无字或平铺直叙，会使用的字词太少或流于成语、俗语一类句式，文字词不达意，文章平淡无味，缺乏文采与韵律感。后来埋头读书做过一些补救，但“童子功”是很难补回来的。

我记得那时中小学课本中古文、古诗词数量很少，学校没有太多的教学要求，师长却时常提醒我们，篇目少更要能够背诵。诸如《陈胜起义》《曹刿论战》《捕蛇者说》《卖炭翁》《丁督护歌》《大车扬飞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不忘。父亲还命我背诵《古文观止》中《郑伯克段于鄢》《唐雎不辱使命》《五柳先生传》等篇目，使我的古文底子略好一些。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却占了便宜。那张语文考卷上有古文今译两道大题，正题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一段古文，二十几分；附加题为班固《汉书·高帝纪下》中一段古文，三十分。刘邦临死前与吕后的一段对话，其中名句：“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此事堪堪称奇，就在高考前不久，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为我讲解过这一段故事，没想到它们竟然会出现在试卷中。

在父亲送给我的书中，有几册文白对照的古书，书上有他的钤印。一本《论语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还有一套《史记选译》上、下两卷，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编，序言中说，小组人员由战士、蹲点干部、中华书局编辑组成，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再有一本《史记选》，王伯祥选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知青的时候，我去铁岭务农，临行前父亲把它放入我的行李中，我一直保存至今。

相对而言，我的书房中文白对照的书不是很多，有些规模的大约有三套：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开始出版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十几册，相应的还有一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二十几册。两套书都是小开本纸面精装，它们面市较早，阅读方便，很长时间是我案头常翻常查的书，对我早期学习古代典籍帮助很大，至今我仍对那一代校编者心怀感念。

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起编辑《古籍今注今译丛书》，最初是12种，后来达到41种，再后来增加到56种。作者中前辈名家极多，如屈万里、马持盈、南怀瑾、陈鼓应、杨亮功、毛子水。王云五在序中谈到缘起，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国学小丛书》，作者有陈柱、谢无量、胡朴安、周予同、吕思勉、钱穆，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书目如《中国诗学大纲》《诗经学》《荀子哲学》《楚辞新论》《孔子》《孟子》《中国八大诗人》。但王先生觉得《国学小丛书》不是原典全本，普及效果不好，成为一个缺憾。因此发起“今注今译”出版项目。他希望能有多家出版社合作推出，但无人响应，最终只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仅有《史记今注》六册没有“今译”，注释者马持盈认为篇幅太大，而且注、译相通，不必再多占篇幅了。如今这套书已成名著，内地有多家出版社购买版权，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三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纸面精装，在选本、规模、印装许多方面，已成为古籍白话出版的翘楚。我存有一套九册《史记》全本全注全译特装本，黄色缎面装帧，巨大一箱，分量极重，附赠一双镇纸，上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品读如此“贵重”之书，很容易伤到手腕。另外中华书局还有一套《中华经典藏书》也是文白对照本，选书极好，我买过几种，后来发现是节选本，但只在前言中说明，没有在书名中明示。凤凰出版社有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陆续出版一百多种，参与者前辈名家不少，如周振甫、许嘉璐、黄永年、张培恒、金开诚。

最后再说几段难忘的故事：

一是我存白话版本最多的是《周易》《春秋左传》，仅言《左传》，最让我喜爱的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词典》《白话左传》，还有沈玉成《左传译文》。这几本书我都存有两套，一套在家中，一套在办公室。按照杨先生的观点，重要的典籍应该有“三件套”：注释、词典、白话。此套书是一个典范。记得我读《左传译文》时曾向中华书局胡友鸣请教，他说这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一是《左传》《梦溪笔谈》一类跨学科著作最难注译，二是大学者肯做此类事情，大不同于泛泛之辈，对他们是雕虫小技，对读者就是难得一见了。

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白话聊斋》，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是上、下两册，后来又出续本、全本，总共印了二百多万册。翻译者是出版社的几位老编辑袁闾琨、刘刊、陈志强、邓荫柯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老领导，又都是各方面的专家，能策划、能动手。此书上市后不断再版，出版社挣了大钱。那时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如此生动一例，很让我震动。

三是整理书籍时发现，许多注译本都是老师、作者或朋友送给我的，让我难以忘怀。一是孙振声《白话易经》，内部印刷，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山送我，成为我的启蒙读物。如今已翻烂，还是不肯丢弃。二是陈广忠《淮南子译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请陈先生写《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两淮文化》，他赠我此书，也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三是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王充闾送我。王先生是看过我的文章《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考》，发现其中一条错误，就把他自己的书送给我，夹上纸条，标注出正确的说法。四是陈学明送我南怀瑾《论语别裁》二册，复旦大学出版。那时南先生的书刚刚进入内地，争议之声不小，阅读中我还是受到启发，知道书还能这样写，孔子还能这样评说。五是王之江送我《日知录集释》《遵生八笺校注》，前者影响我一生的写作风格。六是沈放送我《春秋左传词典》，他说这是一本很好玩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