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我要申请专利吗？

1986年，我可以经常住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开始建设真正的书房。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有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其中房间16平方米，厅10平方米，还有一个阳台。房子不大，但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很幸福了。我在16平方米的那个房间占了一面墙来做我的书橱。

在书橱的设计上，我花了一些心思：很多人家里的书橱用得久了，木板中间部分就会垂下去，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木板不够结实，所以相应的办法就是使用更厚的木板，但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我用的板是空心的，用普通的木头钉成一个框，两面用三合板封住，然后将整个书架固定在墙上，它能承受的分量远远超过实心板。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书架，非但经济实惠，而且在住得最久的宅子中，这样的书架用了15年，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弯曲下垂的现象。后来有人建议我就这个书架设计申请专利，我现在还真有点认真考虑的意思。

1992年，我搬进中科院的小区。那套房子有两大间朝南的房间。搬进新居，我太太慷慨地把其中一间给我作书房。在那个屋子里，我的阅读和写作非常愉快，甚至比现在都愉快。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在地上铺一张大席子，我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去电脑上写一会儿——搬进那间屋子不久就有电脑了，其他时间都赖在席子上，困了就在书堆里一躺，醒了接着看书干活。那时候我干活很卖力，写了不少东西。

1999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以后，我的生活就改变了。在此之前一年，1998年，我搬入了武定西路的宅子。我这个宅子中的书房很多人曾慕名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书架上又弄出了创新——我参照档案馆中的滑轨式密集架，尺寸和形状都按照我的要求，由厂家单独设计加工。将档案馆图书馆使用的密集架装置到家里，人们确信在上海我肯定是第一人，在全国是不是则不好说。这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很多时尚杂志报道过我和我的书房。由于采用密集架的设计，我现在的藏书已经超过5万册，但在整个住宅中并不显得拥挤。

在拥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书房之后，我聚了更多的书。我其实不应该算藏书家，因为我没有藏书家所在意的版本、升值等这些概念。有人发明了“爱书家”的名字，我觉得也许更适合我。但我很介意书的品相，如果碰巧遇到品相不好的书，我甚至会自己动手重新修整。

我的“书房宝物”

我有两件“书房宝物”，《科学时报》曾经报道过：“江晓原有戈革前辈所赐印章七枚，最大的长八公分阔四公分，最常用的有‘江郎长物’和‘二化斋’两枚。戈革在篆刻界或许不知名，而许多大家都很喜欢他的篆刻。钱钟书常用的三枚印章中，有一枚就是戈革的作品。”

我的另一件“书房宝物”是修书神器，报道中曾细致描述：“细砂纸，将其固定在方头木棍上，遇到书页裁剪不齐，多出来有折回去的部分，大多读书人读过后，再照样折回，或有心细的，则用剪刀剪去。江、止（止庵）二位则嫌用剪刀剪去的不够整齐，便自制上述工具，与书籍成直角，小心将多余部分一点点磨去，说这样修整后，与其他页分毫不差。这种工具从前的书店店员和印刷厂的老员工才有，现在已不多见。”

我早就是书虫了

除了学术研究可能用到的书，我的很大一部分书来自我的兴趣与个人爱好。比如有一段时间，我迷恋艺术史，于是就想办法找了不少书，看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史料，这就完全是出于业余爱好了。我觉得这种冲动非常可贵。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因为求知欲本来就强，某一阶段对什么感兴趣就把这方面的书找来。随着人过中年，越来越觉得这种冲动的可贵，要珍惜每一次的读书冲动。

我总觉得对一个事情有兴趣，要进入较高层次的时候，就要去找这方面的书。这种做法很书呆子气，但是很管用。比如我当年迷恋象棋时，就收集了许多棋谱，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甚至收集了象棋史方面的著作。又如后来喜欢上了电影，就想有更多了解，就会去收集书，看有关的杂志，这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读书和观影为乐事。读书是我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我需要通过读书支撑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充实富有的，而不是那么虚幻的。

我喜欢整洁，不管是书房还是电脑，所以我的书从不乱堆，电脑的情形与书房大抵相似，收集到的材料分别归入不同的文件夹，基本上要找到它还是比较快的。有一次我太太出门旅游，临走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带着准备在路上看，那天她走后不久，我恰好想要用这本书，一看书不见了，就打电话问她，她说几万册书中我才拿走一册，才拿走了几个钟头，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爱书的人看着自己的书架都会很愉快的。如果我某一天能够完全不出门，整天在家，那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书房里，也许，我早就是一个书虫了。

我的阅读综合症

随着我的藏书越来越丰富，“阅读综合症”就渐渐出现了。藏书越来越丰富，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原因，而且还是我们的图书出版品种越来越多了。本来新书来了，我通常都要亲近一番——批阅目录、前言、后记和译后记之类，还要盖上我的藏书印，书的品相如有缺陷我还要修整。但是随着新书来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有时就亲近不过来了，新书就常常堆放在案头。

我原有古人“三上读书”的恶习——“三上”者，“枕上、厕上、马上”之谓也，“马上”对于现代人当然要换成“车上”“飞机上”等等，反正是在交通工具上。我的“阅读综合症”，最初就出现在“马上”。

我出门之前，都习惯找一本书，起先这种找书不费踌躇，拿一本就走了。等到书多了，特别是那些放在案头尚未来得及亲近的书一多，出门之前找书就踌躇起来——这本已经答应人家写书评，似乎理应先看；但这本是寻觅了很久之后昨天才刚刚搞来，真想看看到底是何光景；而这本则是如此有趣，为什么不先睹为快呢？……如此这般，到底拿哪一本好？有时会让我犹豫半天，最后随便拿一本了事。现在看来，这正是“阅读综合症”的典型表现。

以前读到过晋朝何曾的故事，说他“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这一直被作为贵族生活奢侈的例证，因为何曾“厨膳滋味，过于王者”，看来像一个饕餮之徒。但是现在从“阅读综合症”的思路来看，何曾只是“下箸综合症”而已——每天每顿饭都“食前方丈”，对着几十上百种佳肴，当然就会不知往哪碗菜下筷了嘛。何曾面对佳肴时的心理，和我面对好书时的心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与对书的贪欲一起增长的是，越来越多的好书顾不上看。一些书放在桌上要看的，过了几个月还没看，这时它又会被更新的书取代。我前一阵理书的时候发现，有一本书我20年前就说要看它，但是20年了还没看，这真是很让人羞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