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留下的不止于往事

辽宁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俞晓群

正史中史家撰写的纪传,其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震撼,我一生也放不下,一生也读不完。

你一定要读传记

传记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称谓有本纪、世家、列传,还有传、自传、评传、画传、外传、野史、自述、口述、回忆录。人们阅读传记的目的不尽相同,或在学习,或在研究,或在闲情,或在猎奇,或在找寻做人的方法。对于最后一项,我记得早年在课堂上,一位老师讲道:“你们读书时,眼睛不能只盯在知识上,抽时间一定要多读几本好的传记,许多人生经验会使你终身受益。”

如今几十年过去,老师的教诲时在念中。那么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最早读过的传记是哪本书呢?说来有些偶然,小时候社会上闹书荒,我只能躲在家里偷偷翻看父亲的书。十岁时看到的传记是吴晗《朱元璋传》,内容根本不懂,只记得第一页上朱元璋的画像,那副很长很长的脸太夸张,引来哥姐们好一番议论。还有一部朱可夫的传记《回忆与思考》两册,我翻来翻去只看图片,内容索然乏味。但几十年后我去俄罗斯参加国际书展,在莫斯科红场上,还是用相机拍下朱可夫骑着骏马的青铜雕像,可见早年记忆的牢固。

再者何谓好的传记呢?在我的观念中,无非是选名家、名作、名译的本子。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纪传,多为传记的千古名篇。我读中学时课文《陈胜起义》,即节选自《史记·陈涉世家》。还有我早年读到一本《巴尔扎克传》,繁体竖排,书的破损严重,后面许多页已脱落不见,书前一张残缺的巴尔扎克像,胖墩墩的样子很丑,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巴尔扎克恒久的印象。我捧着这本书断断续续读进去,通篇文字绝好,许多情节让我一生难忘。后来才知道,此书的作者司蒂芬·支魏格(即茨威格),译者吴小如、高名凯,名副其实的名人名著名译。

那些珍贵的传记上品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现在的书房,其中收存传记类的书并不是很多,可以从两个角度做一点分析:

首先是按照出版形式归类,有丛书与单册书之分。其中丛书占比很大,有《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世纪老人的话》《中国出版家丛书》《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名人自传丛书》《启真馆传记系列》《大象人物自述文丛》《父辈丛书》《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这里面好看的书很多,有些是我刻意收存的,有些是在不自觉间自然生成的,即阅读时一本本买回来,后来才发现它们同属于一套丛书,如《胡风传》《朱自清传》《郑振铎传》即是。再者书架上的单册传记也不少,其中好看的书如《钏影楼回忆录》《司徒雷登画传》《黑格尔小传》《逝水年华》《刘安评传》《杂记赵家》《狄德罗传》《萧伯纳传》《斯大林传》《叶利钦传》《钻石婚杂记》《房龙传》《杨振宁传》《知堂回想录》。

其次是按照著作者的身份归类,情况比较复杂。一是正史中史家撰写的纪传,其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震撼,我一生也放不下,一生也读不完。二是传主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如包天笑、王云五、周作人等,他们有思想、有阅历、有文笔,读起来最为受益。三是学者或专家型传记作家的专业作品,其文章可信且可用,但可读性往往较差,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一定是传记中的上品了。四是传主的亲人、后代的著作,架上所存很多,如《父辈丛书》《胡风传》《房龙传》《陈鹤琴传》,它们有情感、有故事、有秘趣,更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有观点批评此类书用情太深,看问题不够客观,不够全面,我却喜欢那种充满个性与人情味的主观或片面的思想表达。五是口说历史一类著作,如《世纪老人的话》等,内容最为难得,最为珍贵。六是现当代人根据传主的文章编汇的著作,也称自述或传,此类书很多,其中好书、有用的书也不少。七是戏说、野史一类著作,它们游离于时政、演义、猎奇一类概念之间。本文未列出它们的名目,但不能说它们没有价值,如果拉开时空的视角,无论是正史或野史,宫廷事录或私人笔记,名正言顺或名不正言不顺,抑或是假传记之名的撮合之作,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相应的存留价值,关键在阅读者的判断与取舍。还有某些虚构类的传记,如《阿Q正传》,不在本文谈论的范围。

值得记忆的传记故事

另外以我书架上目录所及,有哪些故事值得讲述或记忆呢?

首先是《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由商务印书馆多年出版的好书汇聚而成,这也是百年商务的传统做法,其中名家著译最多,我收存《维多利亚女王传》《爱因斯坦传》《拿破仑传》《达尔文回忆录》《托马斯·莫尔传》。这套丛书中难忘的故事如《维多利亚女王传》,译者卞之琳在中译本前言中说,他译女王的丈夫(Prince Consort)一词,“中国过去并没有相当的名称,译成‘配王’,好像是叶公超为我的恰切创造。”再如杨家荣、李兴汉译《托马斯·莫尔传》,郭一民在中译本序中写道,1515年莫尔创作《乌有乡》(Nowhere),1516年印刷时改为《乌托邦》(Utopia),意为“寓意的虚无缥缈的地方”。1898年严复将它译为三个汉字“乌托邦”,使之兼有音译与意译之妙。还有《拿破仑传》,1957年苏联出版,我国上世纪70年代译出,最初内部发行,后来收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中。

其次是《启真艺术家》《启真思想家》《启真文学家》三个系列,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近些年就传记出版而言,这套书如横空出世,品质一流,都是大部头,如《毕加索传》三卷,每卷都有600多页。我存有《维特根斯坦传》《罗素传》《达·芬奇传》《里尔克传》《托克维尔传》《克尔凯郭尔传》《莫扎特传》《叔本华传》《毕加索传》。面对它们,我时常感叹启真馆志向不小,勇于在传记出版领域有所突破。我还感叹译著者不容易,《克尔凯郭尔传》译者谈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一词的译法,早在1908年鲁迅《文化偏至论》中译为“契开迦尔”,陆续有译基尔克格尔、基尔克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齐克果、祁克果。严复曾经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所言极是。

最后列几段笔录:一是在我们的观念中,一般只能为人物写传记,其实不然。《新世纪万有文库》收有一本赵台安、赵振尧译的《尼罗河传》,陈原序文中写道:“一条大河!一条大河也能像一个人那样被写成‘传记’!我才觉悟到一条大河就是一个伟人,既然许多作家为伟人写传记,为什么不能为一条河写传记?”二是在我收存的传记中,有多册是沈昌文送给我的书。其中有内部发行后来公开发行的书如《基辛格》上下册;有与我存书重复的书如《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有别人送他的签名本如闫克文签赠《马克斯·韦伯传》,田本相签赠《李何林传》,侯焕闳签赠《拉斯普庭之死·回忆录》。在学者之中沈先生朋友最多,遇到困难会请求他们出手援助。当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欧洲风化史》时遇到困难,沈先生请出侯焕闳帮助解决。三是《房龙传》译者朱子仪在译后记中记载,1936年房龙曾经给另一本书的译者谢炳文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四是《钻石婚杂忆》中周一良回忆,上世纪80年代周先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提到陈寅恪临终前,曾经写了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说到“废残难豹隐”一句时,周先生感同身受,当场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