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作为近年来我省举办的主要特色展览之一，“和合中国”特展用几百件珍贵文物生动、形象地诠释着“和合”理念。

此次展览从另外一个层面打开了我们思考的空间：“和合”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和合”二字的丰富内涵？日前，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学者王充闾。

王充闾表示，“和合”理念，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华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民族一种内在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中国文化的三大国粹 ——中医、京剧、国画，都可以看到“和合”精神的存在。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观念，对中医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医十分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人体各部分器官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疾病和心理状态的关系。京剧是一种讲究唱、念、做、打统一在一个有机体里的传统艺术，本身就是“和合”的产物。国画中，除了图画本身外，常配有诗词、书法、篆刻等，和合共生，相得益彰。

“和”是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的核心与主脉。和谐美已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美感追求，和谐是书法审美的最高境界。中国书法是一个充满线条矛盾的有机统一的和谐境域，它的和谐是在矛盾、冲突、变化中实现的，即所谓“多样的统一”。书法的美就在于变化，在于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书法强调变化，但它是在统一制约下的变化。这就是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穷变态于毫端，和情调于纸上”。传统律诗，特别是对联，不但形式上要上下联相对应，而且内容和文字上也都要求对应，讲究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还可以折射出多层面的文化心理现象，它的文化含量大大超过了文字本身。

比较典型的还有中国的古琴，“和合”理念是它的基本质素和审美原则。古琴的音色、音高、音长、音强的物理声学分析和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的早期“乐论”，是古琴文化中和合思想形成的根由。在古琴艺术中，古琴形制暗合阴阳之道，在选材斫制的过程当中，讲究阴阳调和。琴艺上指法和技法的声韵并茂，体现了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在山林、水云、月夜间，融情入景，和谐优美，达到了天地于我合一、万物于我同化的“和合”境界。

王充闾认为，相较于中原文明，辽宁地区历史上作为农耕、游牧、渔猎的集合体有其独特性。他说，中华文明是多源共生的，因而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多元混合型文明。这种和合共生的文明体系，在其发展、整合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碰撞、汇合与交融，并在交流、变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优化、成熟。作为塞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文化同汉族封建文化交融互汇的结合带，辽宁地区堪称是这种和合共生文明的代表。如果说，“整个内蒙古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语），那么，广袤的松辽平原，特别是辽西的医巫闾山一线，则是他们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大课堂、大走廊。

民族和合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华各民族在血缘、经济、文化、政治等几个方面不断聚合与融合的历史与现实。在熙熙攘攘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可随时看到各族人民早已形成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在各具特色、相互包容因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活中,我们可看到各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在千百年来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中，早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协商、合作和共同奋斗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可看到各族人民早已形成了稳固的政治共同体。促成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基本也最深刻的原因则是在数千年的民族聚合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共有的大中华意识。

对辽宁省博物馆此次“和合中国”特展，王充闾给予很高评价。他表示，通过文物之美解读与中国“和”文化有关的“和合”思想，并通过生动地解读文物和述说它们背后故事，剖析文物的社会背景、时代文化、学术价值，使这些瑰宝成为有温度、有脉动的鲜活教材展现在人们面前，充分凸显出了博物馆的文化价值——通过展览所彰显的中华悠久文明，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在“和”文化传承与涵养中增强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