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省图书馆收藏的宋版《礼记》是一部独特的珍品，古籍字体采用颜体楷书，严格执行了宋版书籍的避讳制度。最新研究表明，比照传世《礼记》版本，其刊刻时间甚至早于相关著录中的最早版本。

全书共20卷，其流转收藏过程曲折。万幸的是，除了省图藏有前5卷外，其余15卷藏在国家图书馆。

壹 宋代文化繁荣的缩影

省图藏宋版《礼记》于2008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于这部古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用了四个字：“允推白眉”。

这里的“白眉”是个典故，出自《三国志》，说马良是兄弟中最有才学的一个，因眉中有白毛，故称白眉。陈先行赞誉这部宋版《礼记》是古籍中的精品。

虽然看过很多古籍数字化图片，宋版《礼记》的图片打开时，记者还是被精美的的书体震撼：一页页地翻看下去，渐渐心境明晰，打动记者的是古籍的书法技艺。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礼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是传世的儒家“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由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分别选编成书。戴德选编的85篇本传到唐代时只剩下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也称《小戴礼记》。

省图藏宋版《礼记》便是刻于南宋年间的《小戴礼记》。由于这部著作集中、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后人又将其中的《大学》《中庸》卷独立成书，成为《四书》中的两部。然而，这种熟悉仍然无法改变这部宋版《礼记》给记者带来的冲击。

首先是书版的抄录者。《礼记》的颜体楷书写得挥洒自如，点提之间透出明显的熟练、自在，书者那种对于自己笔墨的自信和对这种书法的喜爱，会让后人自然而然地感同身受。

其次，精妙的书法印成书籍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媒介，便是刻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锷在研究这部宋版《礼记》过程中，整理出刻工名字，有王子和、才美、王良、朱顺、先用、祖六、祖万、苏三、王忠、会四、王木等数十人。刻工不同于书者，要表现出书法的神韵来，需要高超的技艺。在这部古籍中，有些字如“法”“心”“之”等，刻工都将笔锋走过后留下的牵丝生动地刻画下来，极大地保留了书法原有的神采。

还有，宋代古籍字体的选择有着地区间的侧重，如浙江一带书坊偏好欧体楷书，四川地区则更加喜爱颜体字。版本学家正是根据宋版《礼记》漂亮的颜体字推定其刊刻于四川地区。一块块书版雕刻完成，便已经是精美的艺术品。当然，这些精美的雕版转化成传世的古籍还要经过一道重要工序——印刷。对于这部古籍，版本学家们还有四字评价：“摹泐精良”，也就是指印刷出来的字迹不污浊，也不缺失，印出来的笔画如同黑漆描画的那样，历时800多年仍然清晰如新。可以推想，当年的印工拿到书版，情不自禁用指关节轻轻叩击书版，操着浑厚的蜀地方言赞不绝口，特别精心地印刷这部古籍的场面。

完成省图藏宋版《礼记》的是一个由抄录者、检校人员、刻工和印工等组成的密切合作群体。如果把这个群体投射到“抑武兴文”、教育迅速普及、书籍需求量大增进而带动雕版印刷兴盛的宋代大背景下，那么，他们与古籍一起共同构成了宋代文化事业繁荣的生动画面。

贰 分藏于国图和省图

省图藏宋版《礼记》版框高23.8厘米，宽17.2厘米，每页大字8列，每满列16个字，注释采用双列小字，满列是21个字。版心中雕着“礼记”及页次，下有刻工姓名。其封面是清宫的原装，书衣为彩纹织锦，书签由黄绫所制，用墨线绘出文武线的边框，自上而下用楷书题写“宋板礼记”。古籍存世已经800多年，书页四周有虫蛀痕迹，用纸为桑树科树皮制作的纸张。

刘冰说：“我们馆藏的清宫‘天禄琳琅’古籍，都有差不多相似的经历。”

查对《赏溥杰书画目》的著录，1922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仍留住紫禁城的退位皇帝溥仪赏赐溥杰的古籍中就有宋版《礼记》一部，共4函20册。

据溥仪、溥杰回忆，大部分古籍被带到长春伪皇宫。那里建筑破旧，没有任何防潮、防蠹措施，这些国宝存放其中长达14年，很多古籍的书页因此霉烂、虫蛀。

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伪皇宫藏书未来得及带走遭到哄抢。或许是嫌书的体积大、分量沉，这批内府珍藏的古籍大部分被扔得凌乱不堪，满地狼藉。

1946年1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人用马车将伪宫内书籍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他们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善本书13箱，先寄存中央银行，再运往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宋版《礼记》被割离开来。 宋版《礼记》卷一至卷五共5册没有被选出带走，与剩下的藏书一起被人民军队整理收集。1950年，这批古籍入藏东北图书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

宋版《礼记》卷六至卷二十，共15卷则混在当时国民政府挑选的13箱古籍中，被暂存在沈阳故宫。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指令，要求沈阳故宫将文溯阁《四库全书》、满文老档与伪皇宫藏书“悉数内运”。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毓黻拖延不办。最终，他在压力之下想到以物换物的解决方案。

此前，伪满时期中央银行曾存有60件宋明丝绣，这批丝绣后被国民政府运到北平。金毓黻提出内运古籍可以，但是需要用这批宋明丝绣来交换。经过反复商议，1948年8月24日，暂存于沈阳故宫的这批国宝古籍被运至北平，最终完成了交换。

包括宋版《礼记》卷六至卷二十的这批古籍先是藏于北京故宫，后入藏国家图书馆。古籍全帙虽然历经劫难，如今得到精心收藏，成为一部宋版孤本、全本，弥足珍贵。

叁 承袭了五代时期监本的风格

刘冰说：“历史上对于这部宋版《礼记》的最早著录是在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记载：“《礼记》（四函二十册），郑康成注，二十卷……宋大字本。自孝宗以上讳皆阙笔，校正与余仁仲本同……”

据介绍，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传世的版本众多，研究存世的诸多古籍版本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来源，就是“唐开成石经”，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大、最重、最厚的石质图书由唐文宗下令雕刻完成，至今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至于纸质《礼记》版本，则有抚州本、余仁仲本等诸多版本流行。所谓抚州本，是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清代藏书家顾广圻认为抚州本“于今日为最古矣”“古香馣馤，原本独绝”，他的评价产生很大影响，使抚州本《礼记》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后世可见的最早《礼记》版本。

南宋刻书家余仁仲在宋光宗绍熙（1190年至1194年）前后，以“余仁仲万卷堂”“余仁仲家塾”等名号刻书很多，传世余仁仲本《礼记》便是其中之一。《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将省图藏宋版《礼记》视作与余仁仲本相同，虽然确认了它的宋版书地位，但对于版本价值评价并不明确。

王锷深入研究了分藏国图与省图的这部宋版《礼记》。他注意到，从卷七第十三页开始，很多书页钤有一长方形白文印，钤盖随意，有的甚至钤于页边。这一藏书印模糊。他分析这枚印应当在清乾隆年间以前，或者更早。古籍如果经名家收藏，钤印大多有一定规矩，这种用印方式，表明入藏清宫前，这部宋版《礼记》藏家并非名家，这从侧面验证了古籍没有出现在历史著录中的原因。

此外，针对古籍内容，王锷比对了传世的十余个版本《礼记》，发现这个版本的《礼记》错误明显少于其他版本，表现出了极高的版本价值。不仅如此，王锷还注意到，五代时期国子监刊刻包括《礼记》在内的《九经》，是首次利用雕版印刷技术传播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北宋、南宋国子监以及诸州郡县官府、府学刊刻儒家经注本，都是五代监本的延续。北宋国子监翻刻《九经》经注本，经常被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府州学校，成为国家标准经书读本。

根据前人的记述，王锷分析，这种每页8列，每列16个字，小字双列，书末记录经注字数的刊刻模式，是五代两宋监本经注的版式特征。王锷推断，分藏国图与省图的这部宋版《礼记》是早于抚州本、余仁仲本，更接近于五代北宋监本的《礼记》版本，有可能是依据北宋监本的翻刻本，是最早的刻印本。这对于人们认识宋代国子监经书的行款版式、字体特征、刊刻源流等，提供了极其重要信息。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注者郑玄病殁在官渡之战

郭 平

官渡之战作为东汉末年发生的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为人们所熟知。刘冰说：“为《礼记》作注的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就是死于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当中。”

省图藏宋版《礼记》首页就印有醒目的“郑氏注”，这位郑氏就是郑玄。关于他，《后汉书》有传。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密市）人。他家中贫寒，但从小学习，到八九岁时就精通算术，十二三岁时，就能诵读和讲述“五经”了。

虽然郑玄一心向学，但为了养家糊口，在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是主管税赋的乡官。在此期间，郑玄仍然遍访名师，不断向学，到了而立之年后，他已经是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

此后，郑玄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马融为师，学成归来，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精通今古的经学大师。

声名远播后，郑玄数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世评价郑玄，认为他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的《礼经》只能靠老师讲授，没有注解，郑玄的老师马融也只是注释了《丧服》卷。“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是始自郑玄。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命长子袁谭逼迫郑玄随军。

郑玄此时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被逼无奈，他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郑玄病逝于该县。

病重和临危之时，郑玄还在注释《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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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本

监本指的是官方刻本，大凡我国古代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统称为“监本”，可以看作是国家标准版本。

国子监是我国古代朝廷中的教育管理机关，也是最高学府兼国家出版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时期的后唐，当时的宰相冯道命令国子监官员田敏等校定《九经》，刻板颁行。这部《九经》以唐石经为依据，成为宋以后历代儒家经典的祖本。

自此后，历朝国子监都曾经刻印图书，并以经史为主。北宋监本多在杭州开雕，如宋太宗淳化年间刻《史记》《汉书》，宋真宗咸平年间刻《七经正义》《资治通鉴》等。宋代国子监所刻书，还允许士人交纳纸墨钱自印，然而宋代监本流传至今的非常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