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在我国的传世古籍当中，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身世离奇。它是在朱熹校正的韩愈文集基础上，南宋名臣王伯大编入了注音，进一步增强了韩愈文章的普及效果。这部古籍在明代由多位名家收藏，入藏清宫后深为乾隆皇帝所喜爱，在其首卷的扉页上留下了题诗。然而在清末，这部古籍星散四方，分布于多个公私收藏机构中。幸运的是，经过版本学家考证，这部古籍各卷全部安好，如果合在一起，正好是一部古籍全本。

壹 珍贵古籍省图藏有五卷

关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辽宁省图书馆藏有宋、元两个刻本。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告诉记者：“如果想直观了解古籍的价值，馆藏的元代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散册比较有特点。”

之所以称为散册，是因为这部元刻本古籍省图书馆只藏有其中的一部分，共5卷3册，其余的哪去了呢？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2018年春季，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了6本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以3047万元的超高价格成交，单册价格达500万元，刷新了“天禄琳琅”藏品拍卖的纪录。这6本分别是目录卷、第10卷、11卷、13卷至15卷共6册。从公开的信息看，古籍采用的是麻纸印制，卷端首行印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某某”，下有双行小字“考异音释附”，卷末刻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某某”。书中避宋朝皇帝讳不是很严格，“恒”“徵”“贞”避讳缺笔，“玄”“慎”则不避。

对于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辨识的是这部古籍的封面采用了多彩回纹织锦，使用黄绫包角，书册使用清宫内府标准的四眼装订，装订线采用双股的明黄丝线。古籍的题签也采用黄绫，用墨线画出了双边框，居中自上而下用墨笔楷书工整地题写着“昌黎先生集”5个大字。

刘冰说：“这样的装帧样式是清宫‘天禄琳琅’旧藏装帧形制，可以确认此书是清宫原装。”而且，可以确认拍卖的这部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与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藏的部分卷册属于同一部古籍。

刘冰对这部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在各处收藏的卷册信息进行了汇总。

根据史料记载，这部古籍全册共包括正集40卷、《外集》10卷、《遗文》一卷、《集传》一卷，共计52卷，除公开拍卖的6卷册外，省图书馆藏有第19卷、20卷、32卷、33卷、40卷，共5卷，装订成3册。省博物馆藏有第17卷共一册，其他卷册则在国家图书馆、上海龙美术馆、哈尔滨市图书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私人藏家分藏。这部完整的古籍之所以支离破碎，散藏在各处，与清末那场劫难关系密切。

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胞弟溥杰、堂弟溥佳为名，从紫禁城中大肆盗运昭仁殿所藏“天禄琳琅”古籍善本出宫，多达176部。其中有一部四函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经考证，就是这部御题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很多藏品就此散落四方。后来，通过接受捐赠、购买等方式，省图书馆入藏20余部“天禄琳琅”藏书，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散册是1972年自辽宁省文物店划拨入藏的。

清点各家卷册，结果让刘冰惊愕不已，他说：“‘天禄琳琅’旧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虽历经劫难无数，致全书散落各处，然时至今日，竟然一卷一册未毁，各处藏书合之可得一部完整的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书卷能长留天地之间实乃万幸，是数百年来藏书人倾力保护的结果。”

贰 朱熹的徒孙编著注音版“韩集”

刘冰说：“我们知道馆藏的另一部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再版‘韩集’（即韩愈文集）的重要底本和依据。在其成书不久，南宋名臣王伯大编辑整理的一部附有注音，也就是为疑难字注音的版本，它对‘韩集’的进一步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版本就是馆藏的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王伯大是南宋时福州长溪县赤岸（今福建省霞浦县松港街道赤岸村）人，自幼勤奋好学，师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黄干，累官到南宋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在朝政混乱的宋理宗时期，刚正清廉的王伯大几经宦海沉浮。

年轻的时候，王伯大担任闲职。因此，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潜心钻研韩愈诗文。因他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每到一地，就在当地学子中极力推广朱熹所著的《韩文考异》。在这一过程中，王伯大发现朱熹《韩文考异》在“韩集”之外单独装订成册，给人们的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从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前王伯大题写的序中可知，在朱熹的校本刊刻之前，就已经有各种“韩集”的注音版本了。对于初学的人来说，为了弄懂读音，看朱熹校本的时候还得到其他刻本里去寻找读音，而其他版本采用的字又不一样，音也不同，再加上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非常不便于学习。在这一背景下，王伯大根据朱熹的校本，重新增加了注音的内容。

那么王伯大这部书是怎么编的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王伯大把朱熹的《韩文考异》拆解开来，将其附在韩愈文章之后，再把当时的几位名家注音内容附于各篇的后面。比如，《与郑相公书》一文中出现生僻字“孀”，王伯大注为“音霜”。再如《与鄂州柳中丞书》中，出现“颉颃”两字，王伯大注音为“颉音撷，颃，胡江切”。

王伯大编著的注音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刊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据考证，福建地区的刻书中心麻沙书坊再版这部注音版时，注意到，如果把注音内容放在篇末，还是不便于阅读。于是，他们把王伯大所编辑的注音内容散入各句之下。这次改编没有确切时间记载，但是注音和注释附在正文之下的版本流行之后，王伯大原来在南剑州的刻本绝迹人间。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南宋王伯大注音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分属二个版本系统，一为十三行本系统，一为十二行本系统。明代万历前传刻多为十三行本，较为兴盛。而十二行本仅在元代刊行，明清两代未再见十二行本传刻，犹如昙花一现，已成绝响。

据此，人们推断，现存最早的“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附于正集的版本，即为这部元刻本。

叁 明代那些有个性的藏书家

刘冰说：“馆藏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钤有‘天禄琳琅’玺印外，还留有多枚鉴藏印，反映了从明代直到流出清宫前，这部古籍一直传藏有序。”

有关专家对这些鉴藏印章逐一考证。有意思的是，似乎是志趣相投，明代以来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留下多位个性鲜明的士人印记。

其中“吴越王孙”印的主人是壮年开始发奋读书、藏书的明朝人钱谷。

钱谷自小失去父母，非常贫穷。后来看到文徵明收藏的典籍罗列，顿生羡慕之心，于是有志于藏书。每当听说有奇书，他即使卧病也要挣扎起来借观，亲自抄写，勘校至子夜不辍。所录古文、金石书近万卷，都是当时佳本秘籍。钱谷手抄之书，一丝不苟，为后来藏家所重。钱谷建有藏书室名为“悬罄室”，因钱谷家贫，文徵明为他题的室名“悬罄”就是空无所有的意思。老屋三间，藏书充栋，所藏多为世间罕见版本。

“由拳”印文的主人为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屠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等，晚年又号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今鄞州区）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曾作《荒政考》，深刻记述百姓灾伤困厄之苦，目的是“以告当世，贻后来”。万历十二年（1584年）蒙受诬陷，削籍罢官。

屠隆是一个怪才，好游历，博学，精通曲艺。屠隆写戏编戏演戏，家中自办戏班，聘请名角。戏曲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他编导过整出戏，广受欢迎。著述有《彩毫记》《昙花记》等。他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

“大巠”印文的主人则是明代官员施大经，字天卿，号石渠，又号玉屏。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先任丹徒教谕，后升任江西瑞州府通判。在瑞州时，有一个姓涂的寡妇，族里人为了贪图她的资财，诬蔑她作风不端，企图赶走她，夺取她的财产。涂氏到州里告状，并通过熟悉的吏卒，给施大经送钱。施大经见了很生气，他说：“她遭冤枉，我为她辩白，这是我的责任，她为此送钱给我，不是对我的污辱吗？”为以儆效尤，施大经下令将送礼的吏卒狠狠打了一顿，责令他退还礼物。后来，施大经查明，确知涂氏是受了冤枉，便为她雪了冤。后辞职回家，读书著述。建藏书阁为“有获阁”，贮古今书籍万卷。

古籍中朱氏父子的藏书印较多。“慈云楼”“朱氏珍秘”的主人是明代学者朱察卿，字邦宪，号象冈，人称黄浦先生，上海人。朱察卿9岁丧父，对其母极其孝顺，母病时作文祷告，愿以身代之，在母亲去世后，朱察卿将其所留下的衣物钗饰尽数散给宗族中人。朱察卿交游广泛，诸如文徵明、王世贞、王世懋等明代文坛、政坛健将，皆在其交游圈中。他既有温柔敦厚的儒者风范，又有好义慕侠的侠者之风与扶危济世的社会愿想，以山人自居，人格魅力为同时代人称道。一生诗酒相伴，吟咏不废，所著有《朱山人集》《旧雨轩稿》《文材》等若干卷，“慈云楼”是他家的藏书楼，藏有古籍6000多种。

据上海师范大学研究人员齐玲玲考证，朱家宾是朱察卿的第二子，“朱印家宾”印为其名章，关于朱氏此子，记载不详。但是印文不清的“朱家法印”则是朱察卿的第四子朱家法，字季则，号半石。史载，朱家法万历十九年举人，次年进士，为信阳州牧，与刘一煜、岳和声同心励政，号为“天中三曜”。这位朱家法处理政务能力超群，特别注意照顾孤老，为人所称道。

王伯大因《留余铭》传美名

刘冰说：“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编入注音的王伯大生在南宋晚期，是宋理宗时代的一位名臣，《宋史》为其立传。”

《宋史·王伯大传》篇幅不长，但是全文转载了他在嘉熙元年（1237 年）直言进谏书，即后世名为《极言逸欲败德等弊疏》千余言的奏折。当时他担任枢密副都承旨等职，是一个从五品的小官，却在奏疏中写道：“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清醒地道出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朝廷却自以为“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必将致无穷后患。他请宋理宗从用人、政事、宫闱诸方面，反躬自省，将过失布告天下，“而不必曲为之回护”“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王伯大在奏疏中正告宋理宗如果不加警醒，“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这胆略和见识，在理宗一朝乃至南宋都是绝无仅有的。

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王伯大去世，宋理宗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并赐王伯大谥号“忠文”，南宋末年著名诗人刘克庄将王伯大与北宋四名臣对比，认为他的名德和鲁宗道、范仲淹一样令后世敬仰。

王伯大自号留耕，“留耕”出自朱熹好友叶适的《留耕堂记》，该文开篇即言“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王伯大晚年辞官回乡后，建了“留耕堂”，静心总结自己做人、做事、做官的心得体会，认为人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要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协调和平衡，谋正当利，适可而止。为此，他写出了流传至今的《留余铭》，又称《四留铭》，作家训，即“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留余铭》广为世人传诵。

郭 平

小讲堂

御题书

御题书通常指经乾隆皇帝题字的古籍善本。

御题书存世稀少。《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御题书38部，这些书毁于嘉庆二年（1797年）的清宫大火。另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御题诗9部。历经近300年沧桑变化，如今御题书中宋婺州刻本《易传》已不知下落，元刻本《唐陆宣公集》除部分散册入公藏机构，御题部分下落不明。

而今尚能见到的乾隆皇帝御题书仅有7部。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便是其一，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在这部古籍目录卷扉页上题写了诗句：“校集都因考异诠，门人李汉更详编。官书率就私书献，杭本应为蜀本先。无碍兼存期自择，允为独出更谁肩。一篇《原道》接孔孟，见道因文启宋传。”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