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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古鉴》古籍。 (辽宁省图书馆供图)
沈阳故宫藏青铜镜上贴有“奉”字标签。 (沈阳故宫博物院供图)
《西清古鉴》内页“周毛伯彝”篇。
本报记者 商 越
提要
辽宁省图书馆藏珍贵的古籍《西清古鉴》,是一本专门绘制青铜器的图册,著录了清朝乾隆年间清宫珍藏的1529件古代铜器,《西清古鉴》成书之后,乾隆皇帝又敕撰《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部书合称“西清四鉴”,收录了4000多件清宫珍藏的青铜器。收藏在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飞龙阁的800件青铜器,被编入《西清续鉴乙编》。后来,这些青铜器散落各地。不过,它们身上都贴有“奉”字标签。
壹 绘图著录清宫珍藏的千余件古铜器
辽宁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西清古鉴》,以绘图形式著录了清宫所藏的古代铜器。此书是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由大学士梁诗正等11人奉命编纂,历时6年完成。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英殿刻本刊印。
该书共40卷,附《钱录》16卷。书中著录了清内府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70种共1529件。作者按照器物的外形绘图,附有文字说明,详细记录器物的尺寸、重量,图后有铭文及释义。如书中“商祖鼎”的释文:“铭只一字曰‘祖’……鼎为祭器,用于庙中,铭‘祖’宜也。”从书中所绘器物可见当时清宫的古铜器藏品十分丰富。
记者看到,在《西清古鉴》卷首有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上谕一道:“……爰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以游艺之余,功寄鉴古之远思,亦足称升平雅尚云,特谕。”这段文字说明,此书是仿效北宋时期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体例编纂的。
在书的序言末尾,钤有三方玺印。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解释,起首一个圆形符号印,代表周易“乾”卦,后边为方形的“隆”和“静挹古香”印,三印组合代表乾隆的特殊身份,而“静挹古香”玺多用在书画上。在清宫中,皇帝玺印分布在各类宫廷文物上,是宫廷收藏重要的鉴别依据。
序言之后,附有纂修《西清古鉴》诸臣的职务和姓名,可知该书为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裘曰修、金德瑛、观保、于敏中、董邦达、王际华、钱维城等11人编纂,陈孝泳、杨瑞莲摹篆,画院供奉梁观等绘图。
辽宁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介绍,这部武英殿刻本《西清古鉴》原藏于沈阳故宫西七间楼,该楼专门存放书籍墨刻。根据乾隆年间的规定,紫禁城武英殿修书处新刻的内府图书,必须要送一部或数部至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收藏。因此,至清末时,沈阳故宫西七间楼内已有书籍近500种、1100多部、1.5万多册。
有意思的是,我省除了省图珍藏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西清古鉴》外,沈阳故宫博物院还曾藏有一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日本迈宋馆铜版印本《西清古鉴》。对于这部书,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容庚曾在《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中评:“迈宋书馆铜版《古鉴》影印甚精,然颇有修改,且有失笔,非细校是不知道的。”业内专家认为,从版本学角度来看,这两部书相比,日本迈宋馆铜版印本的文物价值要差很多。
贰 金石学研究又进一步
武英殿刻本《西清古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佟悦介绍,在古代,绘画起到描摹形状的作用。因此,有图的书就显得非常珍贵。《西清古鉴》里著录的铜器,均深藏于清宫,都是世间稀罕物;其次,选用一流的画家,图画绘制精良。另外,选用最好的刻工,雕刻的木版画也是上乘之作,更何况还有高等级的纸墨刊印。总之,在当时来看,这部书的各方面都是最高水平;第三,因武英殿刻本的主人是皇帝,所刻书籍在市场上没有流通,这些书是皇帝拿来赏赐用的,印刷量也不大,能保存至今更是非常珍贵。经过鉴定,该书收录了部分伪器,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推动了文人士大夫研究古铜器的风潮。
乾隆年间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录了《西清古鉴》,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臣称赞《西清古鉴》考证精审,并感叹:“盖著述之中,考证为难;考证之中,图谱为难;图谱之中,唯钟鼎款识,义通乎六书,制兼乎三礼,尤难之难。读是一遍,而三代法物恍然如睹。”这段评语点明,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是重要的收藏,对铭文的考释更见功夫。这段文字也说明,清代金石学研究人才济济。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我国研究古代青铜器、石刻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当时涌现出一大批金石学家,诞生的金石著作超过百种,如金石学开创者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王黼奉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是第一次以皇室之力大规模著录宫廷所藏青铜器。此后元、明两朝,金石学进入低谷,到了清代得到复兴,《西清古鉴》的编纂开创了清代金石学研究的先河,带动了清代以后金石学的研究。
《西清古鉴》成书之后,乾隆皇帝又敕撰《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四部书合称“西清四鉴”,收录了4000多件清宫珍藏古铜器,是官方最具规模的青铜器图鉴,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至于“西清”名字的由来,有学者考证为乾隆皇帝读书的南书房,而“宁寿”则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之后修建的太上皇宫殿——宁寿宫。从名字可知,“西清四鉴”相互对应,为一个整体。
叁 沈阳故宫珍藏的青铜器单独成书
提起“西清四鉴”,跟沈阳故宫还有一段渊源。佟悦告诉记者,在乾隆皇帝著录宫内所藏古代铜器时,将紫禁城收藏品编入《西清古鉴》等书,而将盛京宫殿收藏的800件古铜器集中编入《西清续鉴乙编》。
“沈阳故宫珍藏的这800件古铜器,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从北京运来的,当年按编号存放在飞龙阁。”佟悦说。
《西清续鉴乙编》著录的这800件古铜器,包括商、周、汉、唐、宋历朝所制鼎、彝、盂、盘、爵、觚、钟等器物,是当年飞龙阁下层的主要藏品,存放在13座大柜中。飞龙阁的上层为清历代皇帝御用武备存放之处,如各种弓箭、鞍辔、甲胄、刀剑等军事装备4000多件。由于满族人有注重骑射的传统,清朝皇帝又以武功定天下,所以皇帝东巡盛京时,往往要亲自登楼查看先帝的这些遗物,以示珍视和敬重。这些青铜器与清帝遗物共存一阁,可以看出其象征意义和分量。
乾隆为什么这么重视古铜器呢?
记者注意到,著录清宫藏品的古籍还有《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著录了清内府所藏历代书画作品;《秘殿珠林》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年),著录了清内府涉及佛教、道教的书画藏品。这两部书编纂的时间在《西清古鉴》前,而且从乾隆题写的鉴赏跋语和书画上不胜枚举的收藏印章上,能够看出乾隆对古代书画的雅好和热爱。
相比之下,这些古铜器藏品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过多的青睐,这体现出乾隆本人对古铜器的兴趣不大。既然没兴趣,为何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西清四鉴”呢?佟悦认为,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为了显示清宫珍藏的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特意将清宫书画、铜器著录成书,并与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三部同类书——《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相对应。
众所周知,青铜鼎器一直被视为中华传国重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符号,因此“西清四鉴”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文化融合。
新视角
查青铜器下落看“奉”字标签
商 越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宫有800件古铜器从北京紫禁城运往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珍藏,存放在飞龙阁中。按照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的指点,记者在沈阳故宫大清门右手边寻找到一座二层小楼,匾额上书写“飞龙阁”3个金色大字。目前,这里正在展陈“清宫动物造型文物展”。
上世纪初,沈阳故宫珍藏的古铜器及其他珍贵文物共11.5万件,被运往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展览、收藏。1947年,“古物陈列所”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
那么,沈阳故宫的800件青铜器,现在在哪里呢?
佟悦说,在上世纪初,从沈阳调运至北京的10多万件文物中,藏于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于1927年运回沈阳,其余大部分文物在抗战前夕随“古物南迁”辗转运至四川。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又运回至南京。再后来,有一部分文物被运往台湾,一部分文物运回北京故宫,另有一部分仍存于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的部分文物被分拨到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一些地、市博物馆。
“这800件青铜器历经多次辗转,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但是这些文物有‘身份证’。细查之下,还是能查清其身世。”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向记者解释,这些青铜器上,有不少是带有“奉”字款的,还保存着“奉”字款标签。
为了方便记者理解,李理展示了一件沈阳故宫藏清朝制作的青铜镜,当然,这件青铜镜不属于那800件青铜器。在这件青铜镜上,贴着一张方形纸签,上有“奉第**号”字样。“奉”字指“奉天”,是上世纪初的地区标识。这些贴有“奉”字款纸签的青铜器即是从沈阳故宫迁移出去的清宫旧藏文物,只要看到文物上面这个“身份证”,就能确认它们曾经被沈阳故宫收藏。
那么这个纸签是谁贴的呢?李理说,这是上世纪初,文物从沈阳故宫调往北京,工作人员在清点核对时贴的纸签。当时清朝已经覆亡,应该是各方工作人员共同做的事情。
那么,这些在外地的青铜器现在是否还贴有“奉”字标签呢?
李理说,这800件青铜器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等处都有,现在,还有不少青铜器上保留着“奉”字标签,但不容易见到了。
小讲堂
武英殿刻本
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是清朝的“皇家出版社”。
在明代,掌管大权的司礼监下设“经厂”,为皇帝的专门刻书机构。司礼监经厂刊印的书统称为“经厂本”,皆出于专业刊印工匠之手。但因主持事务的多是宦官,所刻各书只求形式,不重内容,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清代宫廷雕版印书事业继承明朝体制。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朝廷在紫禁城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的由来。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撰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清朝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