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省图藏宋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是宋代人编撰的名人佳句大全，向后人展示了宋代人行文、通信中爱用四六句的社会风情。有意思的是，在鉴藏过程中，有人对书中的文字进行涂改，目的是将此书做成宋版书。令人惊喜的是，日本藏有目前《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最全本。

壹 用宋版书造假宋版书

辽宁省图书馆藏《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是宋代闵刻本上乘之作，竹纸，印刷精良。

这部书的名字很有意思。“膏馥”本意是脂膏的香味，后人比喻对诗文的美好回味。“诚斋”是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的号。“四六”属骈文的一种。至于“发遣”一词，没有人知道准确含义。所以，这部书名的大意是杨万里写的四六句锦词秀句集，编者为周公恕。序言中，透露出此书编成付刻的时间为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

宋版古籍中有避讳现象。根据宋朝的基本避讳原则，书中遇到帝王的名字，会在刻印时对相应的字用缺笔画的方式避讳，这部书中也有许多避讳字。但奇怪的是，书中所避讳处缺失的笔画并不是在刻书时完成的，而是在刻印成书后，被人用“涂改液”类中药将避讳字的某一笔画抹掉了。

宋理宗时已到了南宋后期。从传世的古籍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坊间刻书对于避讳已不是很严格，所以，刻书人应该不会在刻书完成后再对书籍逐字修改。因此，研究者认为，做这些涂改的人极大可能是后世收藏者——他们想让这部古籍看起来更像宋版书的样子。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古籍的鉴藏经历能破解这个疑问。

这部书的首页有“毛晋”“汲古主人”“宋本”“甲”等鉴藏印章，它们都属于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文学家毛晋，说明此书由毛晋收藏。

毛晋是我国古代出版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一生藏书并刊刻书籍不断，居历代私家刻书者之首。毛晋曾大力搜寻古籍，先后购藏了宋、元本及其他善本8.4万册。清代藏书家顾湘编著的《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讲述了毛晋高价求书的故事。当年为了搜罗善本书，毛晋在门上贴榜：“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受此影响，当时毛家门前船舶云集，民间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说。

据分析，这部书的涂改现象应该不是毛晋所为，但与他高价求购宋版书不无关系——可能是外行卖家不知此书为宋版书，便通过涂抹笔画避讳这种方式来假冒宋版书，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贰 南宋时骈文短笺泛滥成灾

刘冰说：“《诚斋四六发遣膏馥》被《四库全书》收录。目前来看，《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在日本有手抄和宋刻混合本，而且是目前这套书的最全本。”

日本藏本《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有《续集》，其目录后面有牌记，相当于现代书籍记录作者、发行人信息的版权页内容。其中记有：“江西四六前有诚斋，后有梅亭，二公语奇对的，妙天下……今采二先生遗稿灼于急用者，绣木一新，便于同志披览。”诚斋是杨万里，梅亭是南宋后期骈文作家李刘的号。两人都是江西人，书中的相关信息反映了《诚斋四六发遣膏馥》这本书是江西学者编修的江西先贤的锦词丽句。

结合四六骈文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忠认为，这部古籍正反映了骈文写作由北宋的淡雅自然，渐变为南宋的工巧烦琐，并在社会应用方面日趋实用化的倾向。

《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将四六句分成若干类，其中包括节候类、中举类、颂德类等。社交应酬所涉及的内容大体俱全，所选入的全文如《谢韩提举贺正送鹅酒》《谢送币帛》等，也都是日常应用文字。这样的文字在北宋大家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的作品集中绝对少见，但是在南宋诗文名家的文集当中收录较多，杨万里的《诚斋集》收录的尤其多。《四库全书》之所以收录这部作品是考虑“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别派之中有此一人为名家，亦足以观风会之升降也”。

那么，南宋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风气，能让人们专门出一部书来收录各种场合所使用的四六句呢？《四库全书》中这样记载：“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迨刘（指李刘）晚出，唯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了宋代，人们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庆寿升迁，都要写短笺互相发送，以表达心意，而且流行使用四六句，在南宋时期简直就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叁 四六句或为对联的萌芽

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收录的很多四六句并不难懂，如“文追古作，名压时英”“胸中星斗，笔下风雷”等，这些合辙押韵、用词精妙的对偶句，即使今天仍在一些作品中使用。

研究《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杨忠注意到，宋代四六句的发展对后代对联这种文学体裁的兴起有积极影响。他指出，现代学者在研究对联的来源时，大多极重视律诗中的对偶句，认为对联是诗歌家族中的一员，与律诗是兄弟关系，甚少考虑四六句的作用。

目前，已知我国最早考证对联历史的是清代学者梁章钜，他在《楹联丛话》的序言中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他认为，我国对联始于五代时期的桃符，而将对联挂在房屋立柱上则始于宋代。

文中提到的“‘余庆’‘长春’十字”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我国最早的一副对联，出自后蜀皇帝孟昶之笔，原句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自宋代以后，对联的发展如涓涓溪水汇成洪流，到了清代，已成洋洋大观。有学者说过：“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

那么，对联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因为对仗工整就绝对是律诗的近亲吗？杨忠就《诚斋四六发遣膏馥》所收录的四六句，提出了另一种思考。

这部古籍中有很多对句已经近似对联，如“花雾笼晴，柳烟阁雨”“风月双清，水天一色”等，这些对句即使放到后世的对联集锦中也毫不逊色。

长对联的出现使得对联的结构形式更加多样化，《诚斋四六发遣膏馥》中有“春风杨柳之句宜拍红牙，夜月梧桐之篇何关白发”“弹湘妃之玉瑟追还雅颂之声音，织天孙之锦裳自出文章之机杼”等，可以说明长对联的出现应该是受到四六句的直接影响。

杨忠认为，摘编宋代名家的四六句锦词丽句，编者最初的目的是为人们写作书信提供一些范例，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古籍的散布，在客观上促进了对联的成熟与发展。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小讲堂

竹纸为啥叫毛边纸

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我国造纸使用的原材料、技术不断发展，后来人们又开始采用竹纤维造纸，这一技术产生的年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起始于晋代，一种认为起始于唐宋。不过，竹纸的纸质细腻，薄而松软，呈淡黄色，没有抗水性，托墨吸水性能好，既适于写字，又可用于雕版印刷，受到人们欢迎。

明代藏书家毛晋投入毕生精力进行古籍珍本的刊刻出版。在他以前，刻书的纸张中大多带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为了降低成本，毛晋从江西订购大量稍厚实的竹纸。因而，他发行的书都很便宜，差不多全国都买他的书，风行一时。如今的明版书中，毛晋汲古阁的刻本也较多。

毛晋订购竹纸时，在纸边上盖一个篆书“毛”字印章，久而久之，人们便称这种淡黄色竹纸为毛边纸，一直沿用至今。

新视角

日本藏有全本

郭  平

关于《诚斋四六发遣膏馥》，目前可以查找到的最早著录出现在《四库全书》中。

然而，我国多位学者意外发现，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还藏有一部《四六发遣膏馥》全本。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忠曾在日本见到这部古籍。

令人惊喜的是，日本收藏的《四六发遣膏馥》全本共4集40卷，是目前最全本，由宋刻本和手抄本组成。其中宋刻本有16卷，分为《续集》11卷、《后集》5卷。另有手抄本24卷。更让研究者惊讶的是，这些手抄本是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以及清朝时期）按照当时的宋刻本样式抄录的，分别为《前集》10卷、《后集》4卷和《别集》10卷，反映出当时的日本人对这部古籍的重视。

日本藏本有《前集》《续集》《后集》《别集》4个部分。通过对比研究，省图藏《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在行款、格式上与日本藏本《前集》相同，只不过在个别处，日本抄本漏抄了小字批注，所以，省图藏本应该为《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前集。

此外，通观全书，杨忠注意到此书分别由周公恕与陈范二人编撰，即由周公恕编写《前集》《续集》，由陈范编写《后集》《别集》。

从省图藏《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并无“前集”字样情况分析，在编写过程中，编者最初并没有编写《续集》《后集》《别集》的计划，而且在最初编撰时，也只选了杨万里一人的四六句，并没有考虑到南宋后期骈文作家李刘的四六句。

另外，通过对比发现，省图藏本首页的《序》是在已经有编写后面几集，并且决定收录李刘的四六句这一情况之后所作。因此，我们看省图藏宋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的《序》，大意就是将杨万里、李刘两位名家的四六句分类编辑，供后学者借鉴，所以书名叫《四六膏馥》。

在省图书馆查阅宋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再想到它的传承经历，可以感受到文化传播的力量，现代社会、古代社会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