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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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景式地描绘了都城开封府的繁华热闹，让今人领略了宋代世俗社会发达繁盛的商业生活。而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则以丰富的史料，对宋代商业史进行了白描。其中，宋人从经商致富的实践中提炼出的义利并举、讲求诚信的商业思想，至今仍值得借鉴。

全国性市场圈形成

各地乡村的丰富物产供应城市生活，这种现代经济模式在千年前的宋代已经产生了。斯波义信考证，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生产力的差异，宋代各地区产业有着特定分布，在全国乃至东亚商业圈形成了彼此生产不同商品的分工，而大量的需求又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分工，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特产市场。宋代商业繁荣的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商品特产化——主要产地的形成引起的大量商品物资的流动。

“商于海者，不宝珠玉，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从宋代李新《跨鳌集》中记载的这段话可见，珠、玉、犀、盐、铁、茶等商品，是宋代远程商业的重要商品。处于中国社会变革期的宋代，经贸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倾向，即商品流通量增大，商品种类多样化。

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商品超过400个大类，从米、盐、油、水果、蔬菜、茶叶等农副产品到丝织品、瓷器等手工艺品或工业制造物，名目繁多。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列举了当时天下第一的商品：“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由此我们可知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当中声誉较高的物资及主要产地。在记录集中于开封的全国各地商品时， 北宋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还特别提到辽宁“医巫闾的珣玕”，看来医巫闾山的美玉，在宋代也已经是声名远播。

那么各地特产是怎样进入城市流动的呢？就以水果中的荔枝为例，原本主产于岭南和四川，因味道鲜美成为杨贵妃等宫廷贵族及市民的嗜好，身价不断提高。到了宋代，产地又新增加了一个福建。究其原因，应是福建的气候风土，恰好适于荔枝的生产，而最大的市场首都开封、临安，均离东方海岸很近，海运及河运的技术进步，缩短了市场的距离，福州的荔枝用船装载，顺风三日便可抵达浙江，在市场上销售。而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活跃起来的商业的刺激，也使福建地方的果树栽培迅速发展起来。

就这样，各地特产汇聚到人口密集的城市，保证了日常商品的丰富多样，这其中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大众消费品，也包括金银服饰等奢侈品。

人口和财富向城市集中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急剧上升，宋代商业活动越发繁盛，城市风貌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相当规整，如汉唐的长安城布局犹如棋盘，城市的商业功能并不强，通过市（商业区）和坊（居民区）的划分，将商业活动限制在特定区域，并对经营时间作出严格规定。

而宋代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和宵禁制度，商业区和居民区开始混杂。在宋仁宗年间，很多大中城市里的商铺占道、临街摆摊现象屡禁不止，宋仁宗干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下旨准许城中百姓临街开店。至此，宋代以前的封闭式坊市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店铺与住宅合二为一的新的坊市形式。除了经商地点的限制被打破，经营时间也放开了，出现了早市和夜市：五鼓钟鸣，早市店开，夜市则持续到三更才结束。

随着城里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商人普遍在城内定居，出现了以城市为工商业基地的现象，逐渐膨胀起来的城市人口，越过行政领域而延伸到城外，城市范围越发扩大。据南宋《临汀志》载，福建汀州人口急剧增多，结果超出了北宋治平年间构筑的周围五百里的旧城，市街和军营向城外转移，城内仅有3个坊，城下却有33个坊街，还包括一个位于城门外五里的卫星城杉岭。这一城外街的繁荣状况，已经可与江浙的中州相匹敌。

随着宋代商业活动的盛行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重农轻商观念悠久，公然追求盈利自古便是禁忌。但在商人蓄积财富盛极一时的宋代，这种禁忌也松弛了。正如宋人蔡襄所言：“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

这种无止境的利益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碰撞，也引发了宋代理学家和事功派的“义”与“利”的论战交锋。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认识人的欲望。理学家主张“重义轻利”，以德自律；事功派肯定人们对财富的向往，从经商致富的实践中提炼出了讲求诚信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独特风格，对今人仍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