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

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写《人的境遇》，其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是死亡将生命变成了命运”。这句话用来形容作家老舍的早年生活，大约可以变成“是旅居将生命变成了命运”。或许，这正是驱使英国学者安妮·韦查德撰写《老舍在伦敦》的原因所在。毕竟，深入探究一个生命的改变，比起仅仅就事论事地谈论作家的作品，确实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老舍自小在北京内城长大。在韦查德的描述中，这里与北京外城熙熙攘攘的街景不同，具有一种独特的悠闲气质。人们“喜欢鳍薄眼鼓的金鱼，以及小到不能再小的京巴狗，还会把狗揣在长袍袖子中。他们当中流行用葫芦雕刻精美的笼子，用来饲养珍稀的鸣禽和蟋蟀。他们把小巧的哨子绑在鸽子的翅膀上，每当鸽群飞过，就能听见嗡嗡的哨音。他们对烟花爆竹兴趣十足，互相较劲，看谁放得更响、更绚烂”。

对于这样的描述，老舍应该不会太过陌生。毕竟，这就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小时候，北京内城的生活就是“由一年到头的节日和庙会串起来的。每到这些日子，人们就会制作彩纸风筝、灯笼和精美的果脯匣子”。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离开。1924年，25岁的老舍接受邀请，前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初到伦敦，他轻易地辨认出狄更斯笔下那个被煤烟笼罩着的城市。

它像“雾一般令人窒息，不仅把你包裹其中，且如一场窒息的噩梦般，钻进你的喉咙”。很难说，老舍是否习惯了伦敦窒息的煤烟，以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里看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他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乏味无趣的家庭主妇，有当地的银行职员，以及后来享誉英国文坛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们都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

当然，老舍从来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书生。他就像地道的观察者，常常游走在伦敦的诸多地标建筑之间，观察路人的言行举止，并将其牢牢记在心里。自此，《老舍在伦敦》就成了上世纪20年代英国社会风俗的田野调查。相比于细致分析老舍的作家之路，韦查德显然更愿意深入历史的罅隙，探究推动他成长的时代之手。韦查德动用大量篇幅描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文化发展的动向，为老舍的旅居生涯做出了恰如其分的铺垫。

彼时，东方艺术在伦敦文艺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诗人埃兹拉·庞德宣称，他从屈原的作品中找到了意象派诗歌的源头，更相信这种遥远的东方文化必将取代罗马，“成为古老的代名词”。同样，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负责人的劳伦斯·宾扬告诉世界，灿烂的东方艺术有着比西方艺术“更加深远、更加浓烈、更加具有基本之精神”的气质，“能够让思想之间的碰撞变得更加直接”。很快，就有了中国时尚的大行其道。它不仅征服了苛刻挑剔的艺术界，更直接走进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沙龙里的新宠。

这一切被年轻的老舍看在眼中，也顺理成章地被他写进了小说。他在伦敦待了5年，写了3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如果说前两本书写满了他对老北京的思念，那么《二马》则是纯粹的伦敦生活实录。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如实地再现了彼时英国人对东方时尚的接纳。老马和他的儿子马威在伦敦经营古玩店。那年夏天，马老先生看到城里的女孩们“头上戴着压肩的大草帽，帽沿上插着无奇不有的玩意儿，什么老中国绣花荷包咧，什么日本的小瓷娃娃咧，什么鸵鸟翎儿咧，什么大朵的鲜蜀菊花咧……”

甚至，马老先生的房东温都太太更直接将汉字“美”绣在了女儿的帽沿上。说到底，老舍应该感谢伦敦。在这里，他不仅见识了中式艺术在异国他乡的异军突起，还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文学的真谛：贴近现实，“赋予普通人诗意的声音”。从他日后的作品《骆驼祥子》和《茶馆》中不难看出，老舍的确做到了。此时，他就成了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用他熟悉的语言写他熟悉的人和事，“不断锤炼出他作为一个新中国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