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加逊

前些日，听得梁文道与杨照的对谈中有语，“说起钱穆先生，很多人心中立刻便会泛起一种朦胧的敬意”，不禁，心有戚戚。身为首屈一指的史学家，钱穆曾被誉为中国最后的通儒，致力于阐释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更是一位教育家，治学的一生与教学生涯几乎重叠，教学相长，彼此不分。

钱穆一生只两件事，读书与教书，此话颇切中要害：18岁担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为学界推重，转入大学执教。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一生著述，广涉经史子集，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凡1700万字。然，这份敬意实在“朦胧”，不过短短百余年，时空在瞬间被压缩、扭曲，重新被整饬，以至于今天的我们欲再重温先生所在的年华、所经历的变革、所处的困境与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做的学问、所述之语言体例格式，无一不“隔”。

年初理想国出品的钱穆著作简体版系列，首批包含《孔子传》《论语新解》《秦汉史》《四书释义》《宋明理学概述》《学籥》《阳明学述要》《庄子纂笺》八种，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底本，重新排校出版。书目顾及了“隔”的难题，避开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如以清代考据学标准读书札记体例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多取中后期之作，在叙述上更贴近今人，不啻为抛砖引玉。八种之中，最可当得“敲门砖”的是一本小册——《学籥》，体量最轻，情意最重。学籥，顾名思义即学习之钥。钱穆举其成学之心得以告后学者，为读者开示入学门径。字里行间，有挥洒、有约束，论辩势如破竹，终复归于化境之静谧。那是凌厉的针法将锦绣学问背后的心境、推寻、会通、天人知行合一逐一化解复又重新凑合。每篇文章确乎独立，写作日期、场景不尽相同，但几经翻阅后，12篇文自是在起承转合间构成美妙的音律，于潜层似有若无地彼此勾连、衍生，庞大的根状枝蔓画在眼前舒展，一副稳固自信的表情。

想来，隔了时代、变了时空，有些叩问总还绕不过去：小到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怎样才算是“合格”的读者，又当怎样治学？大到当做怎样的学问，当成为怎样的人，乃至于在历史转型的年代，如何处理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我们的稳固当从何而来？这些不得不然的“隔”，怕都是今人每日佯装忘却了的根本性困惑吧。

读书，从这心的叩问发端。

被要求的读者

若依钱先生，并非每一个人都称得上是合格的读者。这要求起点很高，同时还包裹着另一层意思：读书，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思维训练以及心智上的陶养。

在我为数并不算长的读书经验中，最特别的 “当头棒喝”来自《国史大纲》。书的引言大多循循善诱，意在引读者入胜。可钱先生偏不，“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字样如戒尺悬于卷首，要求读者必先正其心，方有资格展页，并重提其治学生涯非常重要的、堪比灵魂的信念——温情与敬意。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学要保有温情、敬意，不仅是《国史大纲》的指导思想，也是贯穿钱穆史学、文学论述的指导思想，故瑞典的马悦然教授称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钱穆这四字信念一方面有学者的风骨傲气，另一方面似有些负气的意味在里头。彼时中国内忧外困，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自信力相对低迷的时候。这篇引论（原文两万余字）先于原书发表，在学界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应有温情、敬意？这个温情、敬意又是针对什么？钱穆特别强调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而是针对自己的过去。《学籥》全书虽不见这四字提法，但篇篇都在诠释何以温情、何以敬意。尤其前四篇——《略论孔子学大体》《朱子读书法》《朱子与校勘学》《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从标题赫然可知，此信念并非横空出世，先生不过是在唤起对昔日的记忆，对当下的反思。中国传统文人血液里的DNA以及先贤治学之道究竟为何？敢问今天的我们对中国的过去是否是妄断妄议？对于读书治学是否又太过随意潦草？这在钱穆眼中无异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面对前人的论述、过去的文化历史，温情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脚放进他人的鞋里，把古人、历史当作切身的自己来体悟。如书中所引曾国藩：“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

于是，读书必得先有一“虚心”，才能放下自我的成见，回到历史当中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并在历史中找到或对现实问题有借鉴的答案。如此读书才能通古今，才能读活，才不算误己、误人。表面看，这四字关乎情，但要真的做到却又要在理上下苦工。若说金针度人，怕这才是“穿针引线”要害的针眼、所谓治学“一以贯之”的前提。

如何跑进去走出来

钱先生的很多观点振聋发聩，如认为凡治史必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最后指出“变”之所在。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中国的文化生命是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求其变”和“求其久”不仅是史学的精神，也是一种鉴古知今和古为今用的情怀。治学同样可以在变与久中找到法门：“求其变”与学问之入有关，专读一书，专治一人、一家、一派，从而了解它的缘起、流变、各个面向的转化，继而温故知新，在重新认识中推演新的视角乃至推寻出新知；“求其久”则事关学问之出，从此门转入别一门，达到博通，寻求通惯性，来到“体”乃至“化”的境界，乃上升为一生命的学问。《学籥》12篇：从孔门的为学为人之道，朱子读书法，到评点近代大儒的读书治学方法，再到钱穆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谈论学问的“入与出”“推寻与会通”等，正是对“变”与“久”的实操案例。如此，读者可获知做学问“如何跑进去，如何走出来”。

然，学仅止于此么？严耕望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钱先生曾对弟子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地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也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治世抱负在此表露无遗。显然，先生对自己、对所有读书人的期许远高于表面的读书治学。学问做的再好最终要回到切身，否则都是徒有其表的无用文章。

真真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读钱穆，确有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末了，以《学籥》序目中的文句作结：“学之山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管窥蠡测，所不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