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涛

宋绶是北宋精于校勘的藏书家，他曾说，“校书如拂尘，旋拂旋生，”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即由此得名。王安石曾讥讽那些不知变通的固陋俗儒为“独守千秋纸上尘”，与此相反，文本的瑕疵，在多数编辑的眼里，恰如生尘的几案，又或惹尘埃的明镜，是需要勤拂拭的。

抄本时代，抄手是编辑，读者也是编辑，因着抄写和阅读，文本总是变动不居的，按田晓菲的话说，在文本平滑稳定的表面之下，律动着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世界。田晓菲从陶渊明这一经典个案出发，在流动的抄本世界云游，探寻读者如何主动参与对“陶渊明”的生产和创造，从而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陶渊明形象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指出传统意义上那个“真正的陶渊明”，只是陶渊明众多可能的形象之一。

田晓菲选取《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来说明抄本的流动性：著名的“悠然见南山”的“见”“望”之辨。根据她的研究，“现存最早的《文选》抄本和初唐类书《艺文类聚》皆作‘望’，不作‘见’”。白居易《效陶体十六首》其九有诗云：“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假设诗人在写下这两行诗句时确实仿效陶渊明的诗句，那么他看到的陶集版本很可能采用“望南山”的说法。由此推断，在唐朝读者看来，“见”和“望”很可能没有什么深刻的区别。然而自宋以后，“见”代替了“望”成为正文而被广泛接受。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载：“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显然，苏轼认为“见”乃无意而为，具有随意洒脱之感，相反“望”字就带有太强的自觉性。苏轼对“见”的偏好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普遍接受，并不断被人在诗话中重复。这种重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以此诗为表现人与自然冥合的典范，一直延续至今。

田晓菲根据前文已提及的此诗在唐朝的情况总结道，“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在苏轼提出‘见’乃原文之前，没有哪一种陶集版本是作‘见南山’的”，进而猜测是苏轼自己发明了“见”的异文。

田晓菲还指出，陶渊明在诗文中其实反复权衡、讨论、解释和辩护过他的退隐决定，而后来他的形象却越来越固化窄化为退隐后的状态。田又列举出宋书、萧统、晋书、南史这四种陶渊明的传记，并与其作品《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命子》《自祭文》等参校，发现四种传记无一例外，都以陶渊明的自画像开篇，其传记不仅充满了晋人对隐士的常见描写和缺乏现实基础的传言，而且同陶的作品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后来，传记又被用来佐证对作品的解读，后人还做出很多努力，就像苏轼那样，试图使所有作品都符合陶渊明的主流形象。

悠然见（望）南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了王安石与宋敏求关于皇甫冉诗的讨论，“王荆公编《百家诗选》，尝从宋次道借本，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谁不能到。’次道以为然。”可见，即使是文本之外的编辑权利的归属，也常常是变动不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