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鑫

阅读法国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的《六说文学批评》，让我想起了家西边的麦田。

那年，小麦长到一刀韭菜的高度，鸟儿也来了。那真是个生机勃勃、令人激动的季节，家西边大块的麦田里，麻雀、黄鹌儿等等的鸟儿们，在那片平平展展的麦垄间飞进飞出、窜来窜去。

我自小是个笨孩子，捕鸟遛兔子都很外行。外行归外行，却常常撵着一帮孩子看热闹，可是，始终不得要领。人家跑，我也跑，人家蹲下，我跟着蹲下，等到有人喊“中了”，大家都像听了冲锋号一般向目标冲去的时候，我也跟着跑，却不知道目标在哪！所以，关于家西边麦田的鸟情，是我爸描述的：鸟很多，细柳叶、家雀、呼巴拉、黄鹌儿、麻鹌儿都有，主要是黄鹌儿和家雀。

黄鹌儿和家雀，鸟性不一样。打黄鹌儿，用弹弓最好。追到黄鹌儿，这鸟却不肯马上飞，而是蹲伏在麦地里，盯住打鸟的，看你如何反应。若耐不住性子，抻开弹弓就打，十有八九打不着。会打黄鹌儿的，都要绕着它转几个圈。黄鹌儿盯住人，跟着转圈儿，就转晕了，这时，是发弹的最佳时机。家雀却不同，这鸟飞起一团雾，落下一大群，弹弓子不好使，家雀在麦垄里来回乱窜，眼神也敏锐，绝不像黄鹌儿盯住人跟着转，但凡看见人有动作，突儿一下，就飞走一群了。捕家雀要用大网。那时候，有网的人家不多。我爸是个老下海儿的，他有一副搬网，网片有两米见方，那一年抓家雀，派上了用场。

那天头晌，我爸下夜班回家，本该睡觉休息，无奈何，他身上揣着两辈子打鸟捕鱼的神瘾（我这辈的瘾头也让他没收了），又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就取出网来，带着一帮孩子，去了家西边那块地。

到地中间，选块相对高些的麦苗，把网片扣在麦垄上，冲南的方向留着口子，东西北三面用土块压住网角，然后，所有人到南面地头，横作一排往北走，鸟儿们就非常听话地从麦苗间隙向北窜去。其中，家雀居多，也有黄鹌儿、麻鹌儿。

最后的时刻，无数只鸟钻进了网，四平方米的渔网网住的麦田里，就像开了锅的高粱米粥，连翻花儿带冒泡儿的。家雀、黄鹌儿装了一网袋。回到家门前，赶鸟的孩子们都分得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还剩半网袋的家雀和黄鹌儿。我抓着网袋冲回家，乐得忘乎所以，打开网袋就往外掏，没想到，扑棱棱，有少半袋的家雀，一下飞出来，寻着打开的窗子，逃走了。

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多少年后，我业余做起了和捕鸟相类似的工作——创作文艺评论。

没开玩笑，搞文艺评论，真的很像捕鸟。文艺批评的困难也和捕鸟相似，面对的作品，品种繁多，面貌各异，生机勃勃，似是而非，各有意趣，还极其能“窜”，就像麦田里的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捉住，更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归类，即便发明了一张很有“概括性”的网，一网扣下，也和麦田里的结果一样，家雀居多，也有黄鹌儿和细柳叶。

在文艺评论队伍中，我和当年在捕鸟队伍中大致类似，追着赶着随大溜，主动作为很少，所以，直到今日，还勉强算是个文艺批评爱好者。和当年有所不同的，是在追随的过程中，我有了欣赏的机会，欣赏前辈和同好精彩作品和创作过程的机会。

在一次阅读评论家陈晓明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了法国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的书《六说文学批评》。

阿尔贝·蒂博代，生于1874年，卒于1936年。蒂博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法国文坛，他的批评文字以宽容、稳妥和亲切而享誉。他在1922年连续作过6次有关文学批评的讲演，1930年以《批评生理学》为名结集成书，后来中译本取名为《六说文学批评》。该书为学界熟知的是将文学批评分为三个区域：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后来经常被引作区分不同批评人群的依据。

读过后，忽然感觉我所作的评论不正是蒂博代所谓的“自发的批评”吗？我很激动，按照蒂博代建议的“感觉、理解、帮助形成现在”的路径深入进去，这些评论就有了自己的落脚点。面对我的麦田，似乎找到了捉住评论的网。我很兴奋地通过微信，把这一发现传递给评论家曾镇南，没想到，曾镇南说蒂博代还是有些书生气，并推荐另一本对文艺批评进行划分的书《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书中对批评的分类为：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

比较之下，我理解了曾镇南的推荐。是的，所谓描述式的概念，是从外在着眼，而非从本质出发。因此，它“不能准确地概括文学评论”，比如蒂博代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在其阐述中，也称为即时的批评。这张“网”存在漏洞。在我这样的业余选手来看，用此“网”捕鸟必有收获，而曾镇南这样的高手一过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怎么能对前辈的敏锐不去欣赏？

所谓理论，讲究的是准确、严谨、精妙之美；所谓概念，讲究的是内涵、本质、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之趣。概念是开展评论的工具，用概念演绎理论的逻辑之美，有发明之趣，也有捕获之趣。作为一个文艺批评爱好者，理解到这一层意思，算不算也是一种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