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鹤

中国是世界上石窟寺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几个知名度较高的石窟寺外，普通大众并不知道在我国广袤大地上，还保留有其他大量石窟寺。《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在详细介绍了多处重点石窟寺的同时，还将与石窟寺相关联的中国历史及宗教交流史进行了清晰梳理。

对“石窟寺”这个概念，一些人会稍感陌生，但如果说到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雄伟建筑，这个抽象概念就会因此而变得生动且具象。

石窟寺是包括龙门、云冈、敦煌等石窟建筑在内的统称。之所以在“石窟”的后面缀以“寺”字，一则是因为上述建筑本身就是与宗教，准确地说与佛教相生相伴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二则这些石窟寺具有实用性，是供僧侣修行的场所，与寺庙功用一致。

实际上，石窟寺的外面是设计有木制窟檐的，有些石窟寺还在石窟前加盖了木结构佛殿，石窟只是整座宗教建筑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风雨侵蚀，石窟寺的这些木制建筑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裸露在断崖上的石窟。

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石窟寺数量居于首位。在《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里，作者常青沿着历史时间轴线在众多石窟寺中恣意穿行，他在用点睛之笔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石窟寺遴选出来的同时，还用晓畅语言廓清石窟寺背后的宗教交流脉络。换言之，《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是在借助石窟寺这种宗教建筑形式，来阐释文化的融合交流，以及中国历史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变迁中进行演进。

义县万佛堂石窟建于北魏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石窟寺同样如此。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佛教徒开始建造“塔堂窟”——一种石窟寺类型，也就是在石窟内开凿出一座半球形顶的石塔，供佛教徒在石窟内做礼拜。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中开凿佛像，已经是5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随着东汉时期中国迎来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石窟寺这种特殊形制的宗教建筑也随之传入到中国。

古代龟兹国的中心地区在今天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库车与拜城一带。作为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区域，公元4世纪时，佛教在这里十分盛行。保留至今的克孜尔、台台尔等外形雄壮的石窟群，就是这段历史的最有力见证。

当冲突引发的战争被拖进历史长河，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与隔江相望的东晋王朝对峙了150年。十六国时期，不少帝王崇信佛教，正因如此，不仅当时信众众多，而且修建了大量保留至今的各式石窟寺，比如北凉修建的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的石窟，西秦修建的位于甘肃省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等等。

到了南北朝时期，在长达160余年的时间跨度里战乱不断，朝代频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一语道破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

崇尚佛教的北魏皇帝修建了影响至今的诸多石窟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龙门石窟、位于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

对于万佛堂石窟，《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在简单描述了各个窟洞的内部情形后写道，“万佛堂是在北魏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石窟的直接影响下创建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这两处皇家石窟工程的雕刻风尚。”万佛堂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由此可见。

明清时期石窟寺走向没落

隋朝虽然只存在了37年，但因为隋朝皇帝支持佛教，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全国各地大肆修建石窟寺。目前，包括敦煌莫高窟在内的甘肃省，是保存隋朝石窟寺数量最多、全国现存隋朝佛教石窟艺术最丰富多彩的地区。此外，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隋朝时期石窟和佛龛造像。

初唐依然延续了隋朝兴建石窟寺的做法，但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石窟寺的发展却走向了低谷。这主要是因为唐玄宗不信佛教、不支持兴建庙宇。

不过，在中原地区石窟寺逐渐走向没落的同时，在敦煌和四川两地石窟寺却依然盛行，其缘由与历史走向息息相关。原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本驻守河西走廊一带的精锐部队被遣往中原平定战乱，吐蕃人趁着河西地区守备空虚，占领了这一地区，因为吐蕃人信仰佛教，所以在这里继续开凿石窟，延续了初唐时期的石窟寺建筑风格。

在《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中，类似上述将石窟寺的兴衰命运嵌入宏大历史背景的例子比比皆是。能够借助石窟寺来提纲挈领地讲述中国史，且可以在二者间随意切换，这正是作者常青对中国历史较好驾驭的体现。

五代十国与两宋时期的石窟寺在大江南北都有分布，但如果与唐朝相比，已经没有了统一开窟造像的中心区域。

元明清时期，应该说石窟寺所承担的宗教使命逐渐走向终结。在明清存续5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有零星的开窟造像，但相较于在地面上建造起来的传统寺院，这些基本可以忽略了。

不过，从两汉时期累积下来的大量石窟，成为后世明清文人墨客借景抒怀的对象。“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这既是对古代工匠的赞叹，也是对石窟寺建造不易的感怀。当时光飞逝，历史的见证者依然存在，为后人打开记忆闸门提供了钥匙，这就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