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 要

我省出土的辽墓大多有绚丽多彩的壁画。这些壁画向后人展现了契丹民族的日常生活。目前，省文物部门已发掘清理一百余座辽代壁画墓。

描绘当时社会生活情景

契丹建立政权后，有选择地吸取汉文化的精华，融合本民族的传统习俗，逐步形成独特的社会风俗。这种特点在壁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参与过辽宁境内200多座辽墓的考古发掘工作。他告诉记者，辽墓壁画是展现辽代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难得的“横截面”，反映了契丹族曾经的辉煌和契丹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辽代，辽河流域属于东京道、中京道和上京道管辖范围，地处草原与农耕文明交界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经历着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流行于辽代晚期的壁画墓，就是在这种交融中产生的。

辽全面继承唐文化，墓葬也是如此。辽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壁画墓的传统，在高等级墓葬中绘制大量壁画。辽宁地区辽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朝阳、阜新、法库、康平等地，在辽代，这里是契丹贵族的传统领地和头下州密集区（辽朝将掠夺来的人口聚集安置起来设置的行政区称为头下州），墓主多为契丹王公贵族或高级汉官。墓葬壁画的内容大致分为出行图、宴饮图和反映墓主人精神世界的志趣图三大类。其艺术特点一是写实，画面是当时生活图景的真实再现，很少故意夸张或美化；二是注重细节。

阜新关山萧和墓中绘有“出行图”壁画，是我省境内辽墓壁画中最典型的作品。有意思的是，萧和墓的壁画有两幅出行图，一幅是墓道北壁上的《契丹人出行图》，一幅是南壁上的《汉人出行图》，分别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特色。

《汉人出行图》共绘有14名汉人侍从和1匹白马。汉人皆为中年男性，装束基本相同，面貌与神态各异，手持不同物品，一起朝墓外方向行进。而《契丹人出行图》绘有契丹侍从14人、驼车一辆及马匹若干。画面人物分成四组，每组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些青年人皆是髡发，稚嫩无须，戴耳环，穿着圆领紧袖长袍、短靴，牵引骆驼车前行。

冯永谦解释说：“这两幅壁画反映的是辽代的特殊政治制度。”

辽国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辽太祖、太宗两朝不断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周边的部族，又趁中原割据政权混战之际，从后晋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由于疆域内诸地区自然环境各不相同，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形态各异，文化也有较大差异。因此，辽太宗创造性地实行了“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即《辽史》中记载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是辽朝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契丹统治者的卓识和胆略，成为后来的北方诸民族建立统一王朝的政治榜样，对元、清两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特色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辽朝统治者首创了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都是契丹人，用契丹人原来的制度管理契丹人和其他民族，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官则有契丹人也有汉人，用汉人的制度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实行州县制与部落制并行的政策。”冯永谦说。

再现“四时捺钵”的独特风俗

在辽墓壁画中，经常会出现中原墓葬中没有的题材——骆驼和毡帐。朝阳博物馆研究员周亚利告诉记者：“契丹民族用骆驼代替了中原的牛，用轮子高高的奚车代替了宋人的盘车。萧和墓壁画《骆驼毡帐图》中表现的就是契丹贵族陪着皇帝四时捺钵、游牧渔猎的情景。”

周亚利指出，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具有“春水秋山”的基本特征。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都城特征的“五京”，而是在一年四季不断流动的皇帝行帐中。因《辽史》中把春捺钵的地点称为“春水”，秋捺钵的地点称为“秋山”，后人又用“春水秋山”来代指辽代特有的四时捺钵制，这也是辽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

捺钵，在汉语里的意思为行宫、行营，指契丹皇帝在游牧渔猎地区所设的行帐。“辽代所设的‘五京’是象征性的都城，只是为了满足汉人和渤海人传统观念中对固定国都的期许罢了。”周亚利说，这五个京城实际功能是用来统辖地方州县，治理的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不具有国家政权首都的性质，与传统的汉族政权有很大的区别。辽国的皇帝并不居住宫殿，而是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季节变化到各地游猎、巡查并处理国家大事，辽朝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这就是辽代特有的四时捺钵制度。整个辽代，一直沿袭这种制度，因此又称为“行国”之制。

跟随契丹皇帝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包括皇帝的族人、禁卫军、全部北面官员以及南面官中负责外交和内政的一些重要官员。

辽代早期，四时捺钵地点并不固定。辽圣宗以后的100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度完善，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白城）附近；夏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冬捺钵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河流之处的广平淀。

周亚利介绍说，辽宁境内发现的辽代壁画中常出现“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场景，除了阜新关山辽墓外，阜新平原公主墓、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等都绘有表现辽代四时捺钵题材的壁画。

“契丹君主四时捺钵制度不完全是为了玩乐，也不是人们常说的‘居无定所，荒于游猎’，而是把契丹民族随季节游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成为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并对后世的金、元、清产生深远的影响。”周亚利说。

表现多民族文化交融

辽代壁画浓缩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仿佛一部辽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向世界展示了独一无二的辽文化。

据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介绍，目前全国范围内发掘整理的辽代壁画墓葬有400余座。契丹风俗壁画偏多，可以看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辽代继承了隋唐时期流行的如音乐、舞蹈、围棋、双陆棋等众多游艺娱乐活动，颇具生活情趣。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的双陆棋很有代表性。双陆棋相传由天竺国传入，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宋辽时期，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

“惟妙惟肖的门神壁画在契丹墓葬中最为普遍。”刘宁介绍，已发掘的各地辽墓中，门神的种类有神荼、郁垒二神，钟馗、武士、金刚力士等门神。随着辽代农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定居的实现，这种源自中原汉文化的门神习俗也被契丹全盘吸收与接纳，成为辽朝时期各民族与各阶层广泛的信仰。

刘宁介绍，乐舞图在辽代壁画墓中也很常见。法库叶茂台辽墓、朝阳耿崇美辽墓和喀左辽墓中都绘有乐舞图。在法库叶茂台辽墓的乐舞图中，乐队位于门外两侧，左边为演奏拍板和觱篥者，右侧为演奏排箫、琵琶者。朝阳耿崇美辽墓中，画一契丹男子怀抱一把两弦琴，正用手弹拨。琴箱为方形，推测是辽代奚人发明的奚琴，即二胡的前身。

“包容开放的辽朝不仅和周边地区开展密切的经贸交流，还进行着丰富的文化交往。”刘宁说，在河北宣化辽墓顶部的壁画中，绘制着中国传统二十八星宿和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西合璧天文图。

“想想看，当时的辽朝人既研究二十八星宿，盘算着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方位，又比对着天上的星象，寻找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等十二宫的位置，这该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面。”刘宁说。

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的鼓乐图中，有一名击杖鼓的乐手。刘宁说：“杖鼓起源于印度细腰鼓，于公元4世纪时沿丝绸之路东传至朝鲜半岛。”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辽代时兴 十九路围棋

本报记者 吴 限

在中国历史上，围棋一直被认为是汉民族的游戏，但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辽代墓葬中相继出土了大量与围棋有关的珍贵文物，从而证明契丹人也喜欢玩围棋。

2001年，考古人员在阜新关山辽墓群发现一幅壁画《对弈图》。画面上一棵高大的松树下，两个契丹男子坐地对弈，旁立一人倒背双手观棋。棋盘上以写意手法粗略地勾勒几条纵横线。

据冯永谦介绍，辽墓中还出土许多玛瑙做的棋子，而且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契丹人已经跟宋朝一样使用的是十九路棋盘。

1968年，朝阳市辽墓出土装在陶罐内的玛瑙围棋一副，黑白子各186粒，系采用灰白色玛瑙和黑色料石磨制而成，这些棋子直径1.6厘米、厚0.8厘米，两面微凸，表面采用抛光技术处理，虽然年代久远，棋子表面光滑明洁，子粒均匀，色彩鲜明，令人惊叹，是展现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文物，现珍藏于朝阳博物馆。冯永谦指出，此副玛瑙围棋说明契丹人当时用的是十九路棋盘，同时表明这副棋子应是墓主人生前常用之物。

学术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大学

朝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