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提 要

北方的音乐与乐器诞生于人类早期劳动、祭祀、社交等活动，然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尤其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促进了乐器和音乐的发展。到了辽代，随着唐朝末年中原战乱，大量中原人逃亡北方，中原器乐也随之被带到了辽地，让这个北方王朝感受到大唐音韵的华美，并影响至深，从而形成本地别具特色的乐器和音乐。

中原的乐器和音乐进入北方

我省曾出土许多乐器和与乐器相关的文物。

较早的有朝阳地区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石磬，为石质敲击乐器，声音清脆悠扬，数件成组悬挂，形成“编磬”。比较有名的当数朝阳出土的一组唐代陶瓷乐舞俑，其中有弹琵琶、古琴、竖箜篌的；有吹笙、排箫的。大量的辽墓壁画直接绘制演奏场景。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幅绢本立轴画，其中一幅名叫《深山会棋图》。画中一个士大夫缓缓而行，身后跟随着两个童仆，一个童仆左肩扛着一架古琴。

尽管已时隔40多年，但年过八旬、曾参与发掘这座辽代墓葬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对这两幅画的出土过程记忆犹新：“在距今千余年的古代墓葬中能出土如此完整的画作，非常罕见。”

除了画作保持完好外，让冯永谦印象深刻的是画作所反映的内容。尤其是童仆左肩上的古琴，为当时中原士大夫日常修身养性时所用，却出现在辽墓出土的画中。

“这并不奇怪，因为辽地继承、吸收了大量中原地区音乐元素，乐器的使用也是如此。”今年82岁、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退休教师杨久盛大半生都在研究民族音乐理论，谈到音乐历史，他这样告诉记者。

几年前，我省曾有专家、学者计划复原辽代古乐，专家们在翻阅《唐书》《辽史》等历史文献资料时发现，辽代大乐所使用的乐器名称在《唐书》中都可以找到，只不过辽代增加了筑、大箜篌、小琵琶、吹叶、尺八笛、毛员鼓、贝，减少了楷鼓、桴鼓。不仅如此，唐代宫廷中演奏的大乐音调，辽代仍在沿用，只是音调名称发生了变化，比如：唐代的“七宫”在辽代被称为“娑陁力旦”，“七商”被称为“鸡识旦”，“七羽”被称为“般涉旦”等。

杨久盛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唐朝末年及唐亡之后，辽对唐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继承，当然也包括乐器和音乐。契丹人结合自己的生活特点，把唐朝音乐和乐器融入本民族生活中，乐器就这样发展、丰富起来。”

虽然唐朝灭亡与契丹建立政权是在同一时期，但实际上，耶律阿保机在建立政权前，纵横北方草原的契丹民族就已经与中原和西域有着密切联系了，而且在唐朝末年，随着中原大乱，中原地区包括乐师、工匠、文人等群体纷纷逃到北方躲避战火，他们也将技术文化带到了北方。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表示，辽对唐的承继是全方位的，不单单有音乐，还有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等政治制度，再到礼制、诗文等，都在充分继承后再创新。

牛河梁出土的“鼓” 是北方最早的乐器

朝代更迭，但音乐沿承却不会终止。那么，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音乐的出现，可以说与人类语言的出现密切相关。”专注旧石器时代研究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傅仁义说，音乐与人类的情爱、劳动等都有所关系，比如在狩猎中，古人类在围猎动物时发出的呼喊，久而久之，就孵化出了原始音乐。“这只是音乐的起源之一。”傅仁义说。

乐器的诞生则与音乐息息相关。杨久盛表示，我国乐器是在“感发为歌”和“比音为乐”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里所说的“比音为乐”，指的是不同的音高形成了音乐。杨久盛给记者举个例子，风吹树叶，当风大时，树叶发出的声音也大，风小时，树叶发出的声音也小。商朝早期以前的乐器，如埙、磬、钟等，多是两三个音，由此可以证明，乐器是在“比音为乐”基础上诞生的。

杨久盛说，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创制出大量形制各异的乐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乐种，创作了丰富多彩、无计其数的乐曲，积累了高超而独特的宫调理论、曲体结构类型、曲调发展手法、演奏技法，培养了大批器乐表演艺术家，器乐艺术成为民族音乐一个重要的门类。

那么，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呢？

牛河梁遗址曾出土大量的彩陶筒形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筒形器是红山先民祭祀时使用的“陶鼓”。他之所以做出如此推断，不仅因为这些筒形器的形制符合鼓的特点，而且牛河梁遗址作为大型祭祀遗址，红山先民在祭祀中也需要使用乐器。

杨久盛说，鼓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乐器。在具有确定意义的乐器出现之前，人们可能就将身边使用的一些劳动工具、生活用具或一些自然之物当乐器敲击。如，先秦时期典籍上记载的缶，本来是盛酒浆的瓦器，秦人用来作歌唱的伴奏乐器。

“鼓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对我国乐器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乐器是以鼓为音箱体，这也形成了我国乐器一大特点。”杨久盛说。

乐器和音乐的发展留下文化交流印记

如果粗略划分，我国流传的民族乐器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这四大类乐器演化为今天具体某一件乐器，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

杨久盛表示，最早出现的可能是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这些早期乐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人们在当时一些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弹弦乐器不会早于弓箭。拉弦乐器出现最晚，据史料记载，直到唐宋时期，拉弦乐器才被广泛应用。

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推测，我国所有的吹管乐器都是起自狩猎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哨”。作为生产工具的单管单音的哨，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很有可能时常用于巫舞或娱乐。当人们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后，单管单音的哨，在艺术活动中已不能满足需求，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要想用哨奏出更多音，只好把发音不同的单音哨捆绑起来，这就脱离了生产工具范畴、具有确定乐器意义的编管吹乐器。

杨久盛说，大约距今7000年前，人们已经掌握了在坚硬的管壁上凿孔的技术，人们有能力在管体上开孔，并且发现开孔位置的不同，其音高也不同，于是，人们可以在一根管上获得多音。这时，吹管乐器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它使吹管乐器突破了横向编管的束缚，开始向纵向发展，使吹管乐器的发展进入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此后，出现了大批在管体上开按指孔竖吹、横吹的管乐器。后世的洞箫、笛子都是这次革命之后的产物。

弹弦乐器的出现远远晚于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它可能是受狩猎工具弓箭的启发而产生的。综观历代弹弦乐器，大致可分三种：一是横置式，如琴、筝、瑟等；二是抱弹式，如阮、三弦、月琴等；三是管状击弦式，目前所知仅有先秦时期的筑，但此乐器早已失传。三类弹弦乐器形制不同，形成的过程也不一样，然而，在它们形成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与吹管乐器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我国拉弦乐器是在弹弦乐器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一些弹弦乐器是在鼓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国许多弹弦乐器、拉弦乐器的共鸣箱都保留着鼓的形状，人们也一直把这些乐器的共鸣箱称之为“鼓”或“鼓子”。尽管现代科学认为乐器以皮膜作音的传导介质问题较多，远不如木板，但是，数千百年来乐器皮膜振动的音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听觉习惯，想改变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乐器的发展演化离不开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杨久盛特别指出，正因为如此，我国民族乐器存在“名”和“实”的问题。同样的名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指的却是两件不同的乐器。比如汉唐以前称为箫的乐器，多为后世的排箫，而不是洞箫；先秦时期，乃至秦汉称为笛的乐器，也并不是今天的横笛，而多指竖笛。

手记：

民族乐器因文化 交流而不断丰富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如果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梳理我国民族器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族器乐的发展留下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印记。这里的交流与交融，既指民族之间的交融，也指地域之间的交融。

仅以我国四大民族器乐之一的打击乐器举例子。先秦时期，我国打击乐器很发达，但多是钟、磬、镈等体积庞大的乐器，它仅适于固定场所使用。汉代以后，这种笨重的钟鼓乐器衰退，而轻便的打击乐器很少。从汉代画像砖上可以看出，行走的鼓吹乐队有鼗鼓，其他打击乐器都派不上用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兴起，锣、钹、腰鼓等乐器传入我国，打击乐器逐渐丰富起来。“现在各地流传的锣鼓乐，如果没有这一时期锣、钹等乐器传入，绝不会是这样丰富多彩。”采访中，有专家这样说。

不仅如此，在我国目前使用的民族乐器中，有些是从域外传入的，不过，随着文化交融，千余年前的域外器乐如今已经完全本土化。以琵琶为例，琵琶原本源于中亚地区。1000多年前，这种弹拨乐器进入我国，在演奏过程中，琵琶不断改制改形，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样貌，中国的器乐库也因此再次得到丰富。

民族乐器几千年来的演变史其实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打开视野、敞开胸襟，加强文化交流才会发展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