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鹤

提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质，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为时代问题望闻问切的经常是那些在穿透了日常生活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们。

实际上，对一个时代的关切，并不止于社会学家这一群体。置身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被时代裹挟滚滚向前的同时，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改变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哪怕这种改变的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或忽略不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的这本《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以下简称《穿透》），教授普通人如何像社会学家那样，穿透表象，直抵社会运行本质。

社会学被称为“皇后之学”

社会学持久讨论的主要命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本性，另一个是社会秩序。从社会学诞生至今的近200多年时间里，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一直在围绕着这两个命题进行着追问与探索。在《穿透》这本书中，尽管罗列出的社会话题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绕出这两个命题。

这是社会学诞生之际的宏大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社会的凋敝、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企图在混乱中寻找一种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以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来做指导的，社会学理论由此诞生。

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而“社会”又较物理、数学、生物等学科更复杂，因此，社会学被人们称为“皇后之学”，即它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

比如说，英国人斯宾塞就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个有机体，也存在进化，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朝末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严复借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来警醒国人要自强不息，救亡图存。

当然，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只是社会学众多流派中的一种观点。后世的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就提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在社会整个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等。

人无法栖居在“桥梁”上

在用较少笔墨对社会学的诞生与学科动力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简单描述后，《穿透》一书在拆解热点社会现象的同时，还借助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全方位分析。

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这个章节，作者严飞就对现在生活中出现的“佛系员工”“佛系恋爱”等“佛系”社会现象进行了“穿透”。

严飞认为，现在国内年轻人中所呈现出来的“佛系”其实表里不一，在看起来不苛求、不计较的外表下，年轻人的真实欲望却暗潮涌动。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一边追求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边却又表现出“佛系”呢？这就是涉及了年轻人财富观的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就“桥梁”价值而言，金钱的确可以助人实现很多人生梦想，并且让人具有守时、精确等特点，但与此同时，金钱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在交往中可以不带个人情感。

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与某一个人交往，是基于他这个“人”本身，而现在则更可能是基于他的职业。如快递员、医生等群体，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已不太关注这些职业覆盖下这个“人”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他的职业。换言之，我们是在与职业打交道，而人的个性化已经慢慢消失在职业与职位背后了。

严飞提醒，过分对金钱的追求，也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包括爱、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恰恰是人类的本能，关系着人类未来，这也正是齐美尔所说的“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不只对年轻人，对所有人都十分紧迫且必要。

道德教育有三要素

人性是社会学关注的两大命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提出了“人性的两重性”，简单来说，就是人性可以拆分为“心灵”与“肉体”这两个维度，心灵与肉体的相互纠缠，一并构成了人性。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人一方面是神圣的，一方面是凡俗的。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是社会存在，它只是社会的扩展。”

顺着这个话题，《穿透》一书将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融入进来。作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也将“人性”延展到教育上，为此，他还特意提出了“道德教育”的说法。

所谓的“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知性精神。涂尔干不去辨析和说明什么是高尚道德、什么是低俗无能，而是把一个人的道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系里去观察。只要弄清楚一个人跟社会相处得是否融洽，就能明确这个人的道德够不够“好”。

这三个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理性思考。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人性中的自爱心、怜悯心与公共人格上。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穿透百年，对今人仍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得不让人赞叹社会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