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提 要

由于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古时辽地节令习俗有着自己的节奏，这从《辽东志》的零星描述中可以看出。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古代辽东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有关这里的节气变化记载虽然并不多，但是，梳理《明史》《清实录》后，我们发现，明辽东崛起的女真部落，定都北京后，对精确制定反映节气变化的历法还是高度重视的。尤其是清早期《时历纂》里指导农业生产的节气词条，及北方人传唱的二十四节气歌里，大都带有鲜明的辽地特征。

现行二十四节气已实行三百七十七年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后，很快就颁行了和二十四节气有关的《时宪历》。清王朝崛起于古辽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古辽东经历对清王朝早期统治者的具体影响，但是，《时宪历》影响至今。

《清顺治实录》载：清顺治元年七月丁亥，“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称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和硕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自明岁顺治二年（1645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这段史料简洁记载了清代《时宪历》的定名过程：礼部官员报告说清朝已经定都北京了，应该颁布新历法，负责制定历法的钦天监报告新法已经完备，只等裁定和命名了。当时掌握清廷的便是多尔衮，以智谋见长，他为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以表达清廷敬天安民的想法。

《清顺治实录》载，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二，清顺治帝还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举行了庄重的顺治二年《时宪历》进呈和颁布仪式。

不过，《时宪历》并不是清王朝的新创，它的真正编定者是我国明末天文学家、数学家徐光启。

当年，明崇祯皇帝因为有司对于天文现象观测不准，想要治罪，徐光启就此提出应该修订新的历法。这部由徐光启主持修订的历书被后世称为《崇祯历书》，清代的《时宪历》就是据其改编而成。

《崇祯历书》原著包括46种137卷，全书分节次六目和基本六目，前者是关于历法的，后者是关于天文学理论、天文数学、天文仪器的，所以其内容既包括历法的修订，也包括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等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后世影响深远。

《崇祯历书》的编订从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直到崇祯七年（1634年）结束，历时5年，提议修订历法的徐光启没有见到书的编修完成，他于崇祯六年（1633年）逝世。徐光启去世后由明代历法家李天经完成全部工作。

然而，《崇祯历书》生逢明末乱世，编修完成后并没有立即颁行，新旧历法的优劣较量、争论长达10年之久。

《明史·历志》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辛丑朔，日食。（李）天经等预推京师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应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云南、太原则不见食。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亦各异。《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余秒。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

这样的较量记入《明史》的就有10次。然而，尽管《崇祯历书》表现出比多种旧历法更高的准确性，仍然无法避开顽固势力的阻挠，难以颁行，等到崇祯皇帝最终下决心颁行新历法时，明朝灭亡，政令已无法施行。

《崇祯历书》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太阳黄经度数）来判定“二十四节气”，即在一个360度圆周的“黄道”上，划分为24等份，每15度为一等份，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按黄经度数编排。视太阳从春分点，也就是黄经0度出发，此刻太阳垂直照射赤道，每前进15度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又回到春分点，为一回归年，24个节气正好360度。

这种测定二十四节气的方法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颁行《时宪历》后，沿用至今，已经实行了377年。

辽宁版《二十四节气歌》是最早农事歌

作为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一部分，二十四节气歌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有学者认真考证其作者，意外收获了节气歌产生的深层原因：推行新的历法。

学者张隽波找到的《二十四节气歌》最早模本为《时历纂》，其中有《一年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总括歌》，歌词24句，用藏头诗的形式表现了二十四节气，其中有“立春东风振陟，雨中獭雁萌芽。惊开桃树苍鹰化，分玄雷电偏大……”

其实即使在清初，新历法的推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将《崇祯历书》进行改编，并呈报给多尔衮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清史稿·汤若望传》载：“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

清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六月，汤若望向多尔衮汇报了自己参与修订新历法的经过，并且根据天象观测，预报了当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起复时间。

乾隆皇帝即位后，为避乾隆的名讳，改称新历法为《时宪书》，从乾隆元年开始颁行。

研究人员在存世最早的清刻本《时历纂》上看到有《时宪历》字样，反映这是清早期文物，将二十四节气编成诗歌形式，便于流传，有一定推广新历法的意味。

据查考，第一首带有辽宁地方气候特点的《二十四节气歌》刊登在1948年出版的《纪念日史料》中，这本书由大连市新华书店的前身大连大众书店出版发行。

这首辽宁版的《二十四节气歌》较当时以单纯讲述二十四节气与阳历关系有很大不同，其中有非常鲜明的辽宁地区气候特点，并且将农业生产活动融入其中，共44句220字，内容为:“立春阳气转，雨水润大田，树木芽萌动，麦苗绿垄间。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黄牛耕四野，锄地要抢先。清明忙植树，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稳，小满地种完……小寒风雪聚，大寒到年关，总结工作好，雇主两喜欢，开展大生产，人民有吃穿，中国新民主，男女一齐干。”

第一首辽宁版的《二十四节气歌》作者署名为李元芝，这也是国内目前可查考的最早一首带有指导农业活动内容的二十四节气歌。

丰富的出土文物证实

辽宁有过温暖期

同样是《二十四节气歌》，内容差异可以让人感受到辽宁气候与南方的不同，辽宁版“大雪江封上，冬至不行船”。宁波一带版本则是“大雪腊梅弗怕寒，冬至瑞雪兆丰年”，节气虽然相同，具体天气则南北差别明显。

然而，我省的考古研究表明，辽宁地区并不一直是这样的状况，考察8000年以来的遗迹、遗物，人们注意到辽宁的气候有一定的周期性冷暖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游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轮番登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铁岭市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周向永在考古研究中，十分注意对古代自然环境的研究和考察，完成了这一领域的专著《辽北自然与人文地理探源》，他立足辽宁北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两方面描画出辽宁地区古代气候变迁的图景。

距今7000年至4000年左右，辽宁地区进入了近万年来最温暖的时期。我省的查海遗址、新乐遗址和诸多红山文化遗址都处于这一时期，人们在这个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獐、麝、水鹿等典型的喜暖动物，这些动物的现生物种，今天仍然栖息在长江以南的湿热环境中。人们根据出土的动植物标本，推测当时辽宁年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以上，相当于现在的长江流域一带。

正是在这样温暖宜居的环境中，辽宁古代先民傍水而居，用磨制的农具在坡地上耕种，伴以采集和捕猎获取较丰富食物，留下可谓星罗棋布的文化遗迹，并且创造出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以“坛、庙、冢”为特征的古老文明。

历史上，辽宁另一个温暖期对应的是辽代，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属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辽宁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田园耕作图景。

这个时期出使辽国的苏辙在他的“使辽诗”中写道：“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反映了当时来到辽国的中原人与当地人一起在田间劳作的场景。

这种场面与《辽史》中“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所反映的契丹人传统生活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叶茂台辽墓中出土了两幅绢画，其中一幅专家定名为《竹雀双兔图》，画面中采用双钩的笔法绘出墨竹一丛，又有三只麻雀分踞竹上。专家分析认为该画“所画内容属于北方地区一种传统的稿本”。竹生塞北，为辽代我省地区当时温暖环境提供了间接佐证。

典籍:

《辽东志》

《辽东志》由明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开始编修，后经数次增补，这是关于辽宁的第一部地方志书，为考察辽宁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状况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史料。

《辽东志》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较少，重点记载了“立春”和“冬至”两个节气的祭祀活动和相关礼仪安排。

不过，书中记载了当时人们记录下来的异常天气状况。

元至治三年（1323年）十二月辽阳瑞州大水，坏民田五千五百顷，庐舍八百九十所，溺死百五十人；

明天顺元年（1457年）三月五日戊寅，无云而晦，西南风声如雷，屋瓦皆飞，扬沙拔木，行者仆地，西关火起，延烧居民房室及东北王庙松榆数百殆尽……

明正德元年（1506年）春三月，开原大风，屋瓦皆飞，昼晦如夜。秋七月辽阳大水，平地深丈余。

关于明代辽东的异常天气，《辽东志》还记录了一首诗，出自明辽东名臣刘大谟之笔，诗为《冬至寄广宁傅司谏》，诗中有：“岁晚惊流水，天涯慷慨深。飞灰传淑气，残火伴孤吟。紫极通明汉，白云隔翠岑。不才无寸补，惭愧欲投簪。”

在这首写给同僚傅钥的诗中，刘大谟先讲自己在冬至那天竟然见到了冰融水流的异常现象，由此感慨自己孤立无援，表达无法改变大局的悲愤和惭愧心情。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辽东巡按大发感慨？在《辽东志·刘大谟传》中，我们找到了部分答案。

其中记有刘大谟“巡按辽东，严明端正，言笑不苟，剔蠹除奸，不为钩距而情伪自得。镇守太监岑章倚势贪残，剥削无厌，大谟乃收捕左右，痛绳以法，章恐惧请罪。大谟操之益急，章乃行赂近幸，诬奏他事，逮系诏狱。时辽士人村民奔走哭泣，自辽阳抵山海遮道不绝”。

不难看出，决心铲除专权宦官在辽东结党营私、为害百姓的这位明辽东巡按，遇到重重阻力，由寒冬见流水想到自己的处境，发出了无力改变大局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