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提 要

凌源市小喇嘛沟出土的男女银鎏金面具及冠饰，造型精美、工艺高超，是辽墓出土众多金银器中的精品，代表了辽代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技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从兼容并蓄的角度看，辽代金银器也博采众长，在保持游牧民族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元素而自成一体，独具魅力。

出土银鎏金冠：墓主应为公主和驸马

1993年，朝阳凌源市八里堡村小喇嘛沟发现11座辽代墓葬。墓地布局是以一座高等级墓葬为中心，其余墓葬分列两侧，横向一字排开，说明这是一处精心布局的墓地。

考古人员发现，1号墓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尤其是银或银鎏金器约140件。更引人注意的是，主室石棺内出土的两件银鎏金面具，覆盖在两个墓主人面部，男像女像各一件，还有两件银鎏金冠，也是男女各一。

细看这两件金光闪闪的银鎏金面具，是用整张薄银片制成，表面鎏金，采用锤揲工艺，形成浮雕效果。男像长圆脸，脸部宽平，神情肃穆威严；女像瓜子脸，颧骨较高。两个面具左右边缘和上下端，都有小孔，用来穿细银丝束缚面具，而且面具弧度适当，与人脸贴合，应是按墓主的面容打制的。

以前出土的辽代金属面具绝大多数为闭目形态，只有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两件金面具为双目圆睁。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两件银鎏金面具，样式与陈国公主墓相同，均为双目圆睁，并特意对眼珠进行了刻画。

再看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银鎏金冠，结构非常复杂，形制与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高翅鎏金银冠相同。

资深辽金史研究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宇峰告诉记者，小喇嘛沟辽墓没有出土墓志、题记、铭文等纪念物，通过与陈国公主墓进行对比，可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

从墓葬形式上看，两墓均为一主室、两耳室、带长墓道的多室墓。出土文物方面，两墓中都出土了两件金属面具，不同的是，陈国公主墓材质为纯金，等级很高，而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是银鎏金面具，代表了很高的等级，且1号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冠无论是样式还是大小，都与陈国公主墓所出完全一致。1号墓还出土了一批罕见的银质器皿，而陈国公主墓中也有同类器物出土，器形也基本相同，数量更多、质地更精美，甚至还有珍贵的玉器、琥珀、玻璃器等。因此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小喇嘛沟1号墓主地位略低于公主，可能为辽国高级贵族家族的成员。

因为与陈国公主墓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小喇嘛沟1号墓的年代应该与陈国公主墓相当，也为辽代中期。

李宇峰认为，鎏金银冠只有公主和驸马才能佩戴。他推断，小喇嘛沟1号墓主人应为辽代公主和驸马，而且应是辽代后族萧氏家族的墓地。

花瓣状金银器：多继承唐代器形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辽统辖的区域内发现许多墓葬、窖藏、塔址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金银器就有数千件，高超的制造工艺和繁多的种类，向我们昭示着辽代金银器手工业制作已达到较高水平。

多年致力于辽代金银器研究的大连大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教授、北方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张景明告诉记者，这些金银器从用途上分，有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

通过出土文物看出，辽代金银器用途较多，工艺精湛。

“辽代金银器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张景明说，唐代是我国古代金银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器形种类繁多，造型变化大，纹饰严谨规范，工艺精湛，对后代金银器的发展影响深远。契丹族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实行了兼容并蓄的政策，辽代早、中期金银器不论是器形，还是纹饰、工艺，都刻上了唐代金银器艺术风格的深刻烙印。

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器形，在器口上变化多样，有圆形、花瓣形、盘状、曲式、海棠形等，与唐代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纹饰上讲求对称，构图繁缛，几乎是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翻版，常常在器物内底或器顶饰以主体花纹，其他部位以辅助性花纹修饰。纹饰选用的题材包括动物纹、植物纹和人物故事等。

在辽宁省博物馆，记者看到展柜中一对朝阳北塔出土的辽代花瓣形团龙纹银碟，碟子边缘就是由13个花瓣组成的，碟子底部，刻画一条栩栩如生的盘龙，高端大气，具有浓郁的唐代艺术风格。

张景明告诉记者，其实在辽代中小型墓葬中，难得见到随葬金银器，偶有出土也多是杯子、发簪等小件，多素面无雕饰。但在贵族墓葬及佛寺塔藏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大批精致、华美的金银器出土于此。可知在贵族阶层追求奢侈品风气的推动下，外来复杂先进的工艺技术被充分地吸收和发扬。

考古发现，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已经采用了铸、铆、焊、切、锤揲、抛光、模冲、编缀、鎏金等技术。装饰工艺也采用了线雕、镂雕、立雕、錾刻等手法，如辽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出土成批的金银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极尽华贵，明显具有唐代遗风。

受西域文化影响：装饰摩羯纹翼马纹

辽代早期，波斯、大食等国先后给辽国进贡。辽代中期，辽国继续开拓西北边境，重筑军事重镇，钳制西夏和西北诸部落，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随着各国商旅纷至沓来，辽国在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同文馆设置驿馆，以方便各国信使居住。由于西夏占据着河西走廊，辽国与西方的交往只能走草原丝绸之路，分南北两线，通往西域及中西亚和欧洲大陆。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外国贡进礼物》中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这里虽然没有记载金银器的情况，但从辽代遗迹出土的金银器看，有些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格带有明显的西域文化特征。“摩羯纹及摩羯造型，就是一个标志性纹饰。”张景明说。

摩羯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随佛教文化艺术传入我国，在唐代金银器的纹饰中广为流行。后来又传入北方草原地区，在辽代金银器中纹饰十分盛行，凌源小喇嘛沟辽墓也出土了摩羯纹五曲银碗、摩羯纹长盘，就是吸收该文化元素的典型器物，可以说是辽国工匠吸收了佛教文化元素。

在辽代金银器中，还可找到粟特和波斯金银器的特征。辽宁大学历史学部研究员齐伟告诉记者，彰武朝阳沟2号辽墓出土的双翼马纹鎏金银饰件，上面装饰的长着翅膀奔腾的翼马纹饰，就源于粟特，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是西域地区出土的织锦上的主要题材。从这件装饰品可见，翼马纹通过丝绸之路向东传入辽河流域。

此外还有一种联珠纹，也是粟特金银器上面的常见纹饰，后为唐金银器所吸收，经过草原丝绸之路，逐渐影响到辽金银器的制作。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莲花纹鎏金银捍腰，上下边缘以及中部莲花花蕊，都用联珠纹镶嵌，而联珠纹装饰又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技法之一。

到了辽代中后期，金银器开始出现宋代金银器的装饰风格，晚期则全面宋化，这与“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经济、文化频繁交往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可以说，辽代金银器的造型、工艺及文化内涵，融多种文化元素为一体，反映了草原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状况，也是我国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西域、中亚、西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手记：

辽国马具 “天下第一”

本报记者 商 越

契丹是游牧民族，因此契丹人非常宠爱自己的马，不仅要精心饲养，还会精心装扮。俗话说，“好马配好鞍”，这种爱马饰马的习俗，使辽国马鞍具工艺得到了高度发展，被北宋评为“天下第一”。

马具是辽墓中常见的随葬品。1957年在建平县张家营子乡辽墓出土一件鎏金银鞍桥（马鞍的前后两端），主体纹饰左右对称，为缠绕在一起的两朵牡丹和拖着长尾的两只凤凰，做工精细，华丽大方，体现了辽代金银器高超的加工技术。

张家营子乡辽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可以推断墓主人为契丹贵族。除鎏金银鞍桥外，还出土了鎏金马辔具、鎏金银当卢（马首饰物）、鎏金铜铃、铁马镫等马具。可想而知，这套精美的马具披挂在一匹骏马上，是多么英姿飒爽又方便骑乘。

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都惜青介绍，契丹人以鞍马为家，十分注意鞍具的装饰，这种民族传统工艺声名远播，时称“契丹鞍、西夏剑，皆为天下第一”，别处虽有仿效者，但始终赶不上这种水平。在辽国赠送的国礼中，鞍饰是其中重要一项。

史料记载，契丹皇帝送给宋朝皇帝的礼物中，就有一件“金涂银鞍辔”，是在鞍上凸起来的龙、凤、卷草等花纹上加以鎏金錾花，从而形成银地金花，使得器具显得华丽富贵，连奢靡的宋徽宗见了以后，也惊叹辽之鞍勒“率皆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