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文并摄

提 要

契丹借助纵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与宋朝和西方各民族互通有无，开展密切的经贸交流。近年来出土的大量辽代丝织品表明，朝阳地区在辽代是北方纺织业中心。含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纺织品成为抢手货，进一步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中府是北方纺织业中心

近日，记者在朝阳博物馆见到一方辽代“兴中府绫锦印”，作为辽代纺织业兴盛的重要物证，这方铜印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辽西地区的繁华。

兴中府是朝阳在辽代时的名称。朝阳博物馆研究员周亚利告诉记者，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加剧，来自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与北上的汉族在大凌河流域进一步融合。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辽代的纺织业，源于中原又呈现出契丹民族特色，在当时很受欢迎。

史料记载，契丹族早期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这里多山林，气候寒冷。契丹人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多以兽皮为服。在建立政权之前，契丹的纺织品主要来自掠夺和回赠。据《辽史》记载，唐哀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冬，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率领7万人马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盟，互称兄弟。耶律阿保机赠送了1000匹战马和随军带来的上万只牛羊，李克用回赠黄金与丝绸。契丹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率军进入中原，掠夺了包括丝绸、书籍、乐谱、铜像、石经、法器在内的大量战利品后，返回北方。

除掠夺和回赠，还有中原政权定期向契丹纳贡丝绸。辽太宗夺取了地处中原的幽云十六州后，后晋皇帝被迫每年向契丹提供30万匹丝绸。1005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向辽支付20万匹丝绸，后来又追加10万匹。不过，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丝绸都属绢帛类，大部分是纱，只能用来做衣服的衬里和内衣，不适合做外套。

为了满足上层社会对高档丝绸的需求，契丹开始大力发展纺织业。

周亚利介绍说，契丹人最初只掌握简单的纺织技艺。为了发展纺织业，契丹在建立政权之初，从中原掳掠来大批纺织业工匠，安置在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大、小凌河流域，一起迁到此地的还有原渤海国工匠，因为这一地区从“三燕”时期就开始植桑种麻，盛产蚕丝。从此，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纺织手工业者，他们集中在大大小小的纺织作坊和“杂院”中，从事着各种丝、毛、麻织品的纺织、刺绣和染色工作，使这里的纺织品“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辽史·地理志》记载，为了管理纺织作坊，朝廷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兴中府、锦州等地设置绫锦院，管理锦工、织纤、锦绣等手工业。绫锦院高手云集，许多工人带来中原地区最先进的丝织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专供皇室贵族、达官显要享用，朝阳博物馆珍藏的“兴中府绫锦印”就是管理绫锦院的官印。

北宋皇帝用 契丹丝绸赏赐近臣

契丹的纺织业有多发达？北宋出使辽国的使臣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契丹人）善结金线，织熟锦、熟绫、丝罗等织物。以五色丝线织成袍，甚为华丽，又善捻金线织花树。”这一珍贵史料描绘了辽国境内纺织业的繁荣景象。

兴中府所产的丝绸非常精美、品种全，带有明显的契丹风格，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北宋境内所产丝绸。比如在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红罗地联珠人物纹绣经袱”上，绣了一个骑马架鹰的契丹人。至辽代中期，愈来愈多具有契丹民族特点的丝绸成为贵重的国礼。《宋史·真宗纪》记载：“景德二年（1005年），帝以礼物宣示近臣……今多工巧，盖幽州有织工耳……必以所献绮帛分赐中书、枢密院。”从中可见，北宋皇帝把辽国的丝织品当作贵重物品赏赐给近臣。

近年来，辽代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纺织品实物，进一步确认了史料的记载。

作为辽金史专家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向记者讲道，在197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法库县叶茂台村发现了一座辽代砖墓。石棺内的契丹妇女身穿十余件华丽衣裳，有长袍、短袄、裙、裤、套裤等。这些纺织品都是用桑蚕丝织成，有绢、纱、罗、绮、锦等七大类90余个品种和规格。

其中最名贵的是以金丝入织的缂丝，这里出土的一件缂丝金龙被长2米，用金线织出巨龙图案，并衬以火珠、山水、海怪等，是缂丝中的极品。冯永谦介绍，缂丝织金是一种很稀有的工艺，目前仅叶茂台辽墓中有出土。该墓出土的其他纺织品的工艺也很有特点，有的纺织品原料丝不超过6克。“这说明辽代的纺织技术非常高超，刷新了我们对辽代纺织工艺的认知。”冯永谦说。当然，为辽代纺织品繁荣作证的不仅有叶茂台辽墓出土文物，1970年，在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织锦、绫、罗、刺绣上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

近年来，科技考古工作者通过研究，大体还原了辽代纺织及刺绣工艺的状况。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告诉记者，研究发现，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罗”，质地轻薄，丝缕纤细，经丝互相缠绞后呈椒孔状。这种罗纹罗孔分布均匀，经纬绞结点比简单罗纹组织更加牢固。这说明辽代工匠已发明了带有绞经装置的织机，并具有相当完备的纺织提花设备。

辽代的染色技术也很先进。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丝织品采用了当时民间极为流行的“夹缬”印染工艺，所印织物花纹对称，图案工整，色地分明。比如“烟色泥金印花四绞罗带”，在烟色素罗上先镂刻花版再涂以金泥颜料，有金属光泽，给人以华贵高雅之感。又如“绛色印花四绞罗”为两色套印，白色为主，靛蓝做边框，颜色逾千年不脱落。在刺绣工艺方面，通过调配各种丝线，能使丝织物上的花出现“晕染”效果。刺绣的针法多以“锁绣”做边框或梗脉，以铺绒绣填花叶或花蕊，具有强烈的立体感。

进一步促进草原丝绸之路繁盛

辽国所产丝织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外也大量出口，或作为国礼赠送，纺织品是辽与西方交流的大宗商品。根据北宋《诸藩志》记载，辽曾向16个有邦交关系的国家输出过丝织品。

冯永谦告诉记者：“地处东北与中原之间咽喉地带上的辽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担负着连接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经贸往来的重要使命。”

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在唐代晚期，吐蕃兴起占据了河西走廊，割断了沙漠丝绸之路。唐朝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贸易往来。当时控制草原丝绸之路的是回鹘人，后分崩离析。契丹人乘虚进入，统一了草原各部落。从此，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以草原为腹地的辽国，一直致力于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利用，对外贸易的需求带动了辽国与西方国家、东亚诸国以及中原王朝的经贸、文化往来。

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辽的物产源源不断转售于中西亚地区，而西域的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11世纪，喀喇汗王朝著名诗人哈吉甫在其著作《福乐智慧》中提到：“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人运来了中国商品。”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冯永谦说：“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西域各国的珠玉、琥珀、玛瑙、珊瑚、毛织品、乳香、金银器、玻璃器等向东传。辽国的马、牛、羊、貂鼠皮、皮靴鞋、北珠、陶瓷、青盐白盐、朝霞锦、云霞锦、绢纱等向西传。在这些商品中，以朝霞锦、云霞锦、绢纱等纺织品最受欢迎，需求量也最大。”

周亚利告诉记者，辽国以上京、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东京（今辽阳）、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为节点，构筑了连通西伯利亚、中亚、欧洲，向东抵东亚，向南通中原的交通网络。为了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国十分注重对这条交通路线的建设。沿路有专门的驿站设施，设有担任接待工作的“供亿户”，还在上京城内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和商人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的雄州、霸州、新城、朔州等地设置了互市市场——榷场，进行贸易。

“正是这些举措，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周亚利说，“契丹族建立的政权，统治疆域最大时涵盖了大部分北方草原。在辽境内，兴中府就是这条草原之路的节点，从其他四京到东京都要经过此地。从对外贸易来看，兴中府一带地处辽上京所在地，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枢纽。辽与北宋、西夏进行频繁的经贸、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建立密切关系，都与兴中府有关联。”

“应该说，在辽代，朝阳地区是北方纺织业的中心。正是由于辽代丝织品之多，对外贸易之盛，在客观上才促成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繁华。”冯永谦总结道。

手记：

丝织文物修复难

本报记者 吴 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亚蓉是纺织考古文物修复师，她师从沈从文先生。如果将王亚蓉主持或参与过的重大考古项目排排座，几乎能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中国“衣”的历史，依靠王亚蓉的纺织考古结论逐渐真实起来。

说起丝织品修复，王亚蓉说：“丝绸制品刚出土的瞬间，很容易‘见光死’。”

王亚蓉就曾遇到过如此惊险的经历。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件有机织物，刚出土的时候是碧绿色，不一会儿就变得枯黄，稍微一动就风化、粉碎。囿于当时技术的局限性，她心痛不已。今天我们在博物馆欣赏那些辽墓出土的织锦上美丽的花草纹、繁杂的缂金图案时，可曾想到过当年王亚蓉修复它们时的胆战心惊？

王亚蓉告诉记者，纺织考古从工作步骤上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考古现场提取，第二步实验室清理保护，第三步后期研究。每一步的工作都不能有丝毫马虎，因为纺织考古工作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件没有呼吸的死物，而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王亚蓉不无感慨地说，提取墓中纺织品的时候，那些穿在墓主人身上的丝织品，在考古工作者手中一层层剥落，上千年的历史就从他们与古物面面相对的时间里快速翻过。那时候她好像所面对的早已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纺织品，而是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一群人，他们也曾是在这明媚的春光里肆意宣泄着岁月的美好。

听着王亚蓉的话，我在想，也许只有王亚蓉这样的考古人，才能感受得到这种浪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