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提 要

在唐代，朝阳称柳城，是边关重镇营州的治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朝阳地区陆续发现了四百多座唐代墓葬。在已经发掘的唐墓中，出土了众多不同服饰、不同民族、造型各异的唐人俑、胡人俑、骑骆驼俑，生动地再现了营州多民族杂居的社会风貌，展现出千年前，这个地处东北边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经有过的辉煌与灿烂。

唐代的营州与中原中心城市文化同步

朝阳发现的唐墓，时代多在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以前，其中黄河路唐墓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出土文物较丰富。

主持发掘工作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李新全告诉记者，黄河路唐墓是独特的砖筑圆形单室墓，早年多次被盗，但仍出土大量随葬品，总计78件。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了一件象牙笏。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着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是官位级别的象征。《旧唐书·舆服》记载：“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角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因唐代殡葬制度等级规定十分严格，黄河路唐墓出土的笏板为象牙，说明墓主人是五品以上的朝廷命官，地位较高。墓内虽未出土明确的纪年物品，但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陶俑的特征，考古人员判断，该墓的年代应在武则天时期或者稍晚。

除了象牙笏外，更惊人的发现是唐墓出土的各类人俑。其制作非常精细，神态惟妙惟肖，且都成队排列，有男仆、女婢、文吏、武官、骑马侍从，还有高鼻深目的胡人俑和骆驼。其中的女俑高髻云鬓，风神秀整，具备盛唐造型艺术特色，堪称朝阳唐墓中的精品。在朝阳孙则墓、蔡须达墓等也同样出土大量人俑。

唐墓中为何随葬这么多人俑呢？李新全认为，按照葬俗理解，这些俑都是为墓主人服务的随从，出土的陶瓷俑跟中原地区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在质地、形制、纹饰、组合等方面非常相似，可以推断这些随葬品不是本地烧造的，应该都是从中原一带购入的产品。

朝阳博物馆副馆长韩国祥告诉记者，朝阳在唐代称柳城，是边陲重镇营州的治所。唐初在朝阳设营州总管府，后升营州都督府，是唐王朝在东北设立的唯一的中原州治，并统督北方和东北七州，同时又是平卢节度使治所。因此，营州成为唐王朝在东北首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与东北及东北亚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正是由于营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唐王朝派遣大批的军人到营州戍边，其中也有一些高级官吏，如二品官员孙则、五品以上官员韩贞及黄河路墓主人等。

迄今为止，朝阳地区发现唐代墓葬400多座，在时间上基本都属于盛唐以前时期。这些唐代遗物印证了营州在唐代的地位，同时也反映出营州虽在东北边疆，但仍然与中原地区中心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安史之乱后，营州被契丹占据，随着中原势力的退缩，就再也看不到与中原相似的唐墓了。

辫发靺鞨人俑体现 兼容并蓄的社会风貌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了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两件高大的男女石俑，容貌生动。“这两件石俑是用砂岩雕刻而成，原来是放置在墓道中部两侧壁龛内，男东女西，面对面，应是为墓主守墓的石人。”李新全告诉记者。

记者仔细端详两件石俑：男俑连底座通高112厘米，浓眉大眼，大耳、高颧骨，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右臂曲肘，上立一只“鹦鹉”，爪上系绳，缠绕于手指上，左手提一铁挝（前端呈圆曲状铁棍）。再看女石俑，通高102厘米，也是浓眉大眼，面露微笑，身穿束袖长袍，双手置于胸前，左手握右手拇指做“叉手”状，腰上悬挂着香囊等物，身后还别着一把带鞘的刀子。

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件石俑均辫发，男俑头发自前额两鬓向后梳起，至脑后编辫，女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侧各挽一髻，每髻各留出一绺头发至脑后编成一根辫子。

“刚出土时，两个人俑都是彩色的，脸和手涂的粉色，头发涂的黑彩，男俑手中拿的‘鹦鹉’，是黄嘴巴绿羽毛。”李新全说，“古代汉族人不编辫子。这两件人俑的容貌、造型、发式都很特别，与同墓出土的其他陶俑很不一样。”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姜念思考证，唐墓中随葬石俑极为罕见，而辫发石俑更是第一次发现。从辫发的样式看，这两件石俑是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朝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唐朝时活跃于营州境内的民族，除汉族外，主要有契丹、室韦、奚、靺鞨及中亚、西亚人等，而这些民族中，契丹、室韦皆不属辫发民族，奚族的发式不见于文献记载，只有靺鞨“俗皆辫发”。再看男俑手提的铁挝，是渤海国武士常用的兵器，左手所架之“鹦鹉”是产于靺鞨之东的名贵鹰鹘，在辽宋之后称为海东青。还有女俑所施叉手礼，是宋元时期流行的一种见面礼方式。因此姜念思认为，这两件石俑应是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古代靺鞨族人的石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初唐空前开放的大格局使其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唐朝前半叶，是历史上中国对外文化与技术的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十六国以来各个民族提供了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而营州地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碰撞带上，同时又是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背景下，大量的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人涌入营州也在常理之中，见证了兼容并蓄的盛唐气象。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唐代诗人高适作的《营州歌》形象地描绘了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的生活情景。在这样一个民族杂居的城市中，也生活着大量靺鞨人，而且“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者，三人当一虎”。靺鞨人的这种民族性格受到时任地方官员的赏识，唐代官员墓葬中随葬靺鞨人石俑，暗示出在当时营州官吏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靺鞨家丁担任护卫。

独特的地理位置发挥优势

“东北军事重镇营州是多民族杂居地。”李新全说，唐代营州是多民族交流融合聚居的重要地区，这里除了生活着朝廷派来的官吏及随从，还居住着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商人。无论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还是东北的渔猎文化以及中亚地区的商贸文化，都以营州为中心得到充分融合与发展。

在朝阳唐墓中，如黄河路唐墓、孙则墓、韩贞墓等出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胡人俑、骑骆驼俑，极具异域风情。如黄河路唐墓出土一件胡人骑骆驼俑，骆驼昂首引颈，双峰间驮有生丝织物。驼袋上骑坐一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深目，刻画得惟妙惟肖。在鲁善都墓中也出土一件胡人骑骆驼俑，骆驼昂首直立，双峰间搭一个大袋子。一男子侧身坐在骆驼背上，头戴黑巾，满脸络腮胡子，右臂高举，作扬鞭状。

李新全认为，这些唐墓中出土的陶瓷胡人俑，真实再现了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胡商用骆驼贩运丝绸的情景。随着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西亚商人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域来到中国，从事丝绸、茶叶、陶瓷等贸易。唐代，随着国力的强大、西域诸国的臣服，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尽管唐代也发展了经由南海、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但仍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营州是其东端的枢纽，反映出唐代营州地区的东西经贸、文化交往频繁。

用骆驼作为随葬品，早在汉代就开始了，而唐墓中随葬骆驼更为流行、数量剧增，驮载的物品更丰富，有货袋、丝束、织物、毛毯、兔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等，这些物品都在默默讲述着丝绸之路上营州的商贸繁荣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在唐朝开放而兼容并蓄的社会风貌这一大背景下，营州特殊的地理优势与多民族的共同开发使其一度成为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将中原文化远播至东亚各地，透视出曾经辉煌和灿烂的文明。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商越摄）

手记：

骑马鼓吹俑属仪仗俑

本报记者 商 越

2003年，朝阳孙则墓出土了11件骑马鼓吹俑，包括5件骑马乐俑、4件骑马击鼓俑、1件骑马吹排箫俑、1件骑马吹筚篥（吹管乐器）俑。这批鼓吹俑制作精细、姿态生动，或击鼓或吹奏，有的圆睁二目，有的沉静威严，有的刚劲热烈，整个仪仗队活动场景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据朝阳博物馆原研究员徐效慧考证，鼓吹俑除在唐代长安、洛阳两京及周边地区集中发现外，其他地区很少有发现。

文献中最早出现“鼓吹”之名是在汉代。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的音乐，其乐器由中原传统乐器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乐器交流融合构成鼓吹乐的主要乐器。唐代的鼓吹乐受到空前的重视，主要应用在出行仪仗、重大仪式、丧葬等方面。鼓吹的规模和器物配置，根据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有所不同。

唐代鼓吹俑属于仪仗俑的一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目前，唐代鼓吹俑主要集中发现于唐代两京及附近地区20多座墓葬，数量从几件到几十件不等，墓主身份大多为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及高级官吏。朝阳孙则墓出土的鼓吹俑数量也应该是按照其生前品阶陪葬，体现了墓主身份的显贵。

经考证，孙则墓鼓吹俑的造型具有南北朝粗犷和沉厚的遗风，同时也增添了唐代刚劲、乐观向上的色彩。经考证，这些鼓吹俑，胎色灰白，着黄绿色釉，上有冰裂纹，应是来自河南安阳窑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