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鹤

看点

2021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时间背景下，杨泓的《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正式出版。

虽然书名中标明了“考古”字样，但这并不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学术类书籍，相反，它是站在百年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坐标上，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文物，沿着时间轴线再一次的回望，以及梳理出的中华文明进程录。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借助文物这个工具，追寻那条不可磨灭的光辉轨迹，再次打量厚重、悠远且内涵丰富的中华文明。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对“历史”这样概括——“历史孕育了真理，它与时间抗衡，保存了人们的实践；它是往昔的见证，当今的教训，未来的借鉴。”

这样一句运用小说语言来对历史价值进行的总结，是十分契合这本《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写作主旨的，或者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作者杨泓，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无意中暗合了塞万提斯在400多年前写下的这句话。

应该说，《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在2021年的出版恰逢其时。100年前的1921年10月，瑞典人安特生作为当时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来到河南，并在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他的这次刻意之举却在无意中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这也意味着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诞生。

实际上，安特生在仰韶遗址正式发掘的四个月前，这个来自异国他乡在“洋人”在辽宁现在的葫芦岛市沙锅屯遗址已先期进行了发掘，有关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在此次发掘中被发现。

时至今日，我们已没必要去争辩究竟哪处遗址可以代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我们只需要知道2021年是这个学科“百年华诞”且值得纪念，并怀着一颗对历史的虔诚之心去阅读这本《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就可以了。

在文物中窥探文明延续

浩浩荡荡的历史在被时间消解后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物就是历史在被时间碾碎后留下的印记之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证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那些灿若星辰、不可计数的文物是最有力的例证。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就是用这些例证沿着时间轴线讲述了一个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以及剖解了文明是如何的一脉相承。换言之，这本书是将散布在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无缝串联，借助文物的造型、纹饰、材质等细节，提炼出隐藏其间、具有价值的文明符号，重现厚重与悠远的中国历史。

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剑，并不是发现于吴越墓葬中，而是出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的楚墓里。那是因为越国在灭掉吴国后，虽然一时繁荣，但并未持久，最终被楚国吞并，于是，“越王勾践破吴剑”也就被当作战利品被掳到楚国了。

此前的楚国一直被中原各诸侯国视为“南方蛮夷”，但实际上，随着后期楚国崛起，它在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层面都已经走在各国前列。楚墓中出土的形态怪诞、造型夸张的镇墓兽；马山楚墓棺中出土的华美且富有变化的锦袍绣衾，以及伟大的诗人屈原和他的《天问》，这些无疑是在本土创造的同时，吸纳了其他各诸侯国的先进文化。

对文明的传承与接纳并不止于楚国立世的这个时间段。在河南省烧沟村西发现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壁画中，依然可以追寻到具有玄幻色彩且凌空蹈虚式的楚文化风格。在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中，仍然可以看出与楚墓中曾经出土的帛画相似的痕迹。

有关文明延续的类似讲述在《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中俯拾即是。如果说这本书中遴选出来的某一款文物彰显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年代特征，那么，这些集纳在一起的文物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特征。包容与变革、开放与吸收，中华文明用顽强的姿态在努力保持着自我生命机体的蓬勃向上，这也正是这个文明恒久持续的原因所在。

辽宁历史是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元”，辽宁地域内的考古遗迹与出土文物在《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中也被提及。

大凌河西岸的东山嘴史前祭祀遗址、凌源与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这些揭示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在辽宁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已经有了文明诞生的迹象。

在辽宁绥中附近的海岸一带，濒临渤海的秦代宫殿建筑群遗迹不仅证明了包括秦始皇、汉武帝等人曾驻跸于此，将这里视为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秦代宫殿建筑群与渤海中矗立的天然立石的两两相望，更是表达了秦始皇时期将山川、海洋等自然景观融入宫殿整体建筑设计中的构想，而它恰恰与位于咸阳的阿房宫的设计思路一脉相承。

再比如，在辽宁北票发现的北燕大将冯素弗墓，从中出土的金步摇、鸭形玻璃注等器物，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条连接两端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端在辽宁，另一端则在地中海地区。

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代贵族萧氏家族墓地中，曾出土过两幅我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的立轴画，一幅是《深山会棋图》，一幅是《竹雀双兔图》。虽然出现在辽墓中，但这两幅画体现的却是中原地区的绘画技法与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杨泓也认为，“又一次表明契丹民族与汉文化接触由来已久，以及他们喜爱欣赏汉文化绘画艺术的事实。”

看待文物的正确态度

不知何故，作者将《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的终结篇章定格在了元大都仅存的城墙夯土遗迹上，尽管作者也以“没有结束”为题写了结束语，但对明清时期的略过，让读者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憾。

可以弥补这种遗憾的，是作者在娓娓道来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为个体所持的历史态度，即：不必在文明进程中牵强附会地制造出一些人为的“领先”来，同时应该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大方坦然地介绍出去。

他以“蹴鞠”举例子。其实“蹴鞠”与现代足球是毫不相干的两种运动项目，一种是中国古代的游戏，另一种源于国外的现代竞技，如果硬说足球源于蹴鞠，“不仅不会给自己民族的古代文明描绘出新的光环，反而是一种亵渎”。

而从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的双马镫则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另外一种境况。很多国人并不知晓这对双马镫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正是因为双马镫的出现并传入西方，才产生了中世纪骑士典型的马上冲击搏斗战法，也才产生了骑士阶层，这个阶层正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王侯赖以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此文最开始写到的《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它之所以能够诞生也是因为双马镫。

历史，总是这么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