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 要

野马是在哪里被驯化成家马的？家马又是在哪里被训练成军马的？骑兵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为战场主力的？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省出土的车马器文物中得到答案。这些文物，既可以印证历史上游牧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驰骋，也可以勾勒出马和马具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双马镫的使用，使骑兵成为战场主力。

辽西墓地出土大量车马器

春节前，记者来到葫芦岛市建昌县碱厂乡的东大杖子村，这里安安静静，与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几只白色大鹅在村中悠然穿行，即使陌生人靠近，也不疾不徐，我行我素。

这个看似普通的辽西小山村并不简单。因为在整座村子下面埋藏着成片的战国墓葬群，因此也有人将东大杖子村称为“古墓村”。

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华玉冰，在20多年前曾带队对东大杖子古墓群进行过考古发掘。作为墓地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他对东大杖子战国墓葬群十分熟悉。他说：“这些古墓群始于战国早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晚期，前后大约有200多年。墓地墓葬保存之完好、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在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十分罕见。”

东大杖子战国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其中就包括与出行和作战相关的軎、衔等车马器。

东大杖子战国墓并不是我省出土车马器的唯一一处遗址。曾专注马具研究的辽宁省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田立坤表示，仅秦代以前，考古人员就在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发现了多处出土车马器的遗址，比如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我省的朝阳县魏营子，建平县大拉罕沟，凌源市三官甸子，葫芦岛市乌金塘、建昌县东大杖子等几十处。

实际上，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发现先秦时期的车马器，这并不意外。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说，辽西地区自古就是多元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作为地处东北、华北和北方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交汇处的辽西，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在这里交流、融合并错居杂处，因此，此处不仅区域特征明显，而且文化多元。这其中，游牧文化较为突出，而游牧群体恰恰是车马器的主要发明者与使用者。

东胡是辽河流域最早的骑马民族

时至今日，野马被驯化为家畜的时间，以及人类骑乘马匹的时间，学界仍存有争议。不过，研究人员在马的驯养地点上则取得了共识，即在中亚，由游牧民族完成。

那么，马用作骑行工具是在什么地方呢？我国学者认为是在北方——“冀州之北，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

通过对辽西地区出土的车马器、马具进行比对，田立坤告诉记者，春秋晚期，以游牧为主的东胡族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他们成为辽西地区最早的骑马民族。而奴鲁儿虎山东部大小凌河流域最早的骑马民族，则是东汉初年的东胡族后裔——乌桓。

虽然马在不晚于西周中期的时候被引入辽西地区，而且已经开始骑乘，但实际上，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匹的作用更多还是用于驾车。换句话说，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战斗中仍以车战为主，骑兵仅仅是一种辅助力量。

那么，那时候的马车是什么样子呢？上世纪5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村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可窥见一二。该遗址属于周朝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块刻纹骨板。骨板上刻有两辆马车，每一辆马车各有两个轮子、两匹马。

“这个发现说明，当时的辽西地区是使用马车的，而且马车的形制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马车以及蒙古草原岩画中的马车大体相同。”田立坤说，因为再没有更多的发现，所以目前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车的了解还仅限于这块刻纹骨板的资料。

双马镫由辽西传到欧洲

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一对并不起眼的马镫，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它们就是半个世纪前，在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那对木质、外包鎏金的马镫。

冯素弗（？-415年）是距今1500多年前的北燕（公元409年-436年）宗室大臣、政治家。除了这对马镫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具有珍贵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技价值的文物。

那么，这对“其貌不扬”的马镫为什么会被辽宁省博物馆特意陈列在展柜中心位置，并成为观众焦点呢？“因为这对马镫是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双镫，它们的出现与应用，标志着骑具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辽宁省博物馆研究人员马卉说。

虽然最早的双马镫出现在辽西，但最早使用的马镫则不出现在这里。

上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了一件釉陶骑俑，仔细观察这件西晋时期的文物，可以看到，陶马的左侧马鞍下有一个三角形的马镫，右侧则没有。此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出土西晋和十六国时期的陶马，都发现有单只马镫，称为“上马脚扣”，方便上马时使用。

从“上马脚扣”升格为“双马镫”，不仅仅是多了一个马镫那么简单。冷兵器时代，因为使用了双马镫，骑兵能腾出双手应对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大大增加了前进速度与作战能力。因此可以说，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使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力量，进而有了消灭强劲对手的实力。出土文物显示，鲜卑凭借着装有双马镫的重甲骑兵征服了草原各部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三燕”政权，并多次对中原用兵。

记者了解到，除北票冯素弗墓葬中出土的双马镫外，1983年，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一副木芯外包皮革的双镫；1998年，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了一副木质包裹一周薄铜条的双镫。

战场上的所向披靡，既验证了双马镫的作用，又让这个先进马具装备随着丝绸之路传播扩散。田立坤告诉记者，继冯素弗墓中出土双马镫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古坟时代也都发现了与“三燕”一脉相承的马镫。

不仅如此，双马镫还传到了欧洲地区。据考古发现，欧洲地区出土实物马镫的时间要晚于“三燕”时期。欧洲最早记录马镫的时间是公元580年。当时，拜占庭国王改组骑兵，他明确提出，必须使用铁制马镫。而此前的历史背景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将马镫带到欧洲，进而才被拜占庭国王所用，至此，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 （辽博供图）

手记：

“看到这些文物既亲切又自豪”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尽管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今年89岁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对当年在北票发掘冯素弗墓的细节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65年9月，北票市西官营子村东的一座古墓被盗掘。可喜的是，由于发现得早，出土的文物已被公安部门收缴、封存。

“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同来的几位同事立即到古墓中进行抢救性发掘。”冯永谦回忆说，当时主墓室中是空的，他们就将没被盗走的大件文物，比如陶罐、石砚、铜虎子等取了出来。考古队员们在认真清理时，在棺后尾部泥土中发现了盔甲。

“我是在清理甲片时发现的这对马镫。在清理墓底时，我还发现了两枚印章。”冯永谦说，马镫因为在墓中埋藏的时间太长，有些腐蚀和残断，体形收缩变小，木质已经和外包的鎏金铜片分离，但整体形状没变。冯永谦意识到这是个重要发现，马上进行画图和记录，并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包裹起来。

通过印章辨认，这个大墓的主人是北燕宰相冯素弗。

“我们考古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墓葬中出土的每一件遗物都是珍贵的。”冯永谦说。

正因如此，冯永谦将这对破烂的马镫视为宝贝，回到驻地后，立即将马镫形状画在了自己的考古日记里。

如今，冯素弗墓葬中的出土文物都陈列在辽宁省博物馆内。有时候到博物馆，看到自己发掘的文物旁围满观众，冯永谦既觉亲切，又感自豪：“这些文物今天能被这么多人看到并喜爱，我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们考古人为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也可能就是考古工作者的职业光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