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董小君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资本扩张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资本在扩张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加以约束，资本无序扩张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伤害。如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约束和管控其无序扩张的负面效应，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我国当前的资本形态演化呈现出“金融化+平台化”的特征。一是“资本的金融化”特征，即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加大杠杆、扩张信用，资本从中获利。二是“资本的平台化”特征，即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平台经济，利用平台用户数量与产品质量、生产者数量和消费者数量相互成就的特性，快速扩张资本，形成垄断，实现“赢者通吃”。三是部分跨国经营红筹企业利用境外上市或投资进行包装，资本的金融化和平台化行为更为隐蔽，对于这类主要业务在境内但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国内监管部门的监管跨境合作相对不足。

从资本形态演化的规律看，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从根本上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既要关注资本形态演化的关键工具，切断资本突破扩张限制的利益链条，还要继续利用好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引导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是鼓励各种资本形态发展，丰富市场竞争主体。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又为资本的运行和扩张提供了更深更广的空间。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多样性，这为各种资本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具体表现为不同的资本组织形式。实践中，应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使各种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强化管理资本的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管企业与管资本的区别在于，管企业关注的是单个企业的利润和经营发展能力，管资本则关注的是资本的整体收益和控制力，注重通过把控资本投向、优化资本进退领域来放大资本功能，更好防范风险；管企业更多依赖行政手段，更关注企业具体经营行为，管资本更多依赖经济手段，经济管理色彩较重。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意味着要改进监管方式，从侧重于行政化管理转向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更加注重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实施监管职能。

三是坚持反垄断，在创新与监管中寻求平衡。打破垄断是保证各种形态的资本公平自由竞争必不可少的条件。针对平台公司进入金融领域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风险，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持较为审慎的态度，甚至采取限制措施。我国的反垄断可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比如将金融业务从平台公司中拆分出来，最终目标是在积极支持平台公司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对平台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

四是将平台公司建设成社会资本与小微企业融通的桥梁。与银行借贷短期资金融通相比，平台公司具备和小微企业的数字化互联互通能力，具有着重解决小微企业长期投融资问题的优势，是资本与小微企业之间最好的桥梁。政府可以通过科学监管，依托优化的投资组合配置体系和新型数字化交易平台，将金融资本精准引流至千千万万小微经济，为小微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