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 要

生活在辽西、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五百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消失后，辽西地区历史出现了五百年的“断档”。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凌河流域发现窖藏青铜器。郭大顺认为，这些器物的主人是西周初期活动于燕地的殷商遗民，属于魏营子文化。这一发现，补齐了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断代。

带铭文和族徽青铜器为研究提供方向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郭大顺为代表的考古专家从多方面入手，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窖藏青铜器进行研究。郭大顺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是对比带有族徽和铭文的青铜器。”

1973年，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窖藏坑出土一件大方鼎，腹底铸有己（jì）族族徽。在此前后，北京顺义牛栏山也有同样族徽的青铜器出土。己族是商代贵族，其家族青铜器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1974年，在喀左县平房子镇山湾子村发现一件“伯矩甗（yǎn）”，铸有铭文“伯矩作宝尊彝”。“矩”是人名，“伯”表示排行。史料载，伯矩的父亲叫“戊”，是商代人。伯矩制作的青铜器在北京琉璃河墓地也有发现。伯矩家族掌管着迎接周王使者的事务，很可能是当时的外交家。

有意思的是，在喀左县波汰沟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圉簋（guǐ），这是一件典型的方座簋，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耳部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虎与猪的首部都是圆雕，虎身则为平雕，虎噬动物为北方草原文化固有题材。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融合中原商周文化、当地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典型范本。圉簋的内底铸有14字铭文：“王卉于成周，王锡圉贝用作宝尊彝”。郭大顺解释，这是圉族的首领为了纪念他参加周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举行的祭祀活动而制作。作器者圉应是当时燕国的一位高官。

为什么辽西会出土这么多带有商代族徽的青铜器？郭大顺说，他们都是殷商遗民。一部分贵族被分封到燕地，他们带来了青铜器，还有一部分当地人制造了带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

那么，是什么人埋藏了这些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地寻找答案。

魏营子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延续

1971年，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县魏营子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墓葬采用有中原特点的木椁，随葬的青铜器中，带有辽西特色的车马器较多，证明西周早期，辽西已经存在铸造青铜器的人群，同时出土许多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粗砂红陶和红褐绳纹陶片，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特点。

1978年，在喀左县和尚沟一座木椁墓葬中出土两件青铜器，在铜壶壶底有“丙”字铭文，时代断定为商周之际。墓内同时出土两件陶器，都为饰绳纹的红褐陶钵，跟魏营子墓葬陶片特征一致。

随后，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县高家洞连续发现了两个墓葬，出土一件铜瓿（bù），体形较小，这件在当地墓葬中出土的铜瓿形制与喀左北洞窖藏坑出土的瓿完全一样。后经清理，墓内还出土了两件具有魏营子墓葬类型特征的绳纹陶钵，时代上限在商代晚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喀左、义县、锦州陆续发现这类遗存100多个，出土了大量具有魏营子类型的陶器。于是，考古学家将这种类型遗存命名为魏营子文化类型。

魏营子文化的基本特征在陶器上体现为以夹砂灰褐陶、红褐陶为主，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传承关系；在铜器上，则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玲形饰、戈、战斧、环首刀、短茎式曲刃剑、齿柄刀等兵器和铜镜、器盖、带嘴钵形器等生活用品为代表，吸收中原青铜文化。

一直以来，考古专家对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距今4000年至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去哪儿了存在争议。而魏营子文化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年代为商代晚期，分布范围又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大小凌河流域是魏营子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如此，魏营子文化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延续。

那么魏营子文化类型与窖藏商周青铜器是不是同一种文化呢？

考古工作者在喀左青铜器窖藏坑中找到了线索。郭大顺介绍，喀左北洞2号窖藏坑出土一件小铜钵。小铜钵位置排在铜器群的尾部，放在一件方座簋内。这件并不起眼的铜钵，体形小而简单，通体光素无纹饰，造型、做工与同坑其他器物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当地产品。

1979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喀左县波汰沟和花尔楼窖藏坑中，发现了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带玲青铜刀、铜勺和一件带铃青铜俎，流行时代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在埋藏中原青铜器的窖藏坑内发现当地制作的青铜器，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通过将窖藏青铜器和魏营子文化青铜器比较后，考古学家发现，喀左窖藏青铜器与魏营子文化存在共存关系，两者无论是在时代和分布地域上，都相吻合，是一个群体。

专家指出，魏营子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上层两种文化之间的年代空白，而且为辨识东北地区与魏营子文化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文化遗存提供了比照标准。

辽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那么，当地人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礼器埋藏起来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分析，石头和石板在窖藏中频繁使用，这是草原地带的墓葬和窖藏的显著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窖藏青铜器大多为重器且都面对大山，将喀左窖藏青铜器与此前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祭祀结构联系起来研究，结合文献中商代人的“郊”“褅”等祭祀方式，认为窖藏这些青铜器应该和祭祀山川的自然崇拜有关。他提出，远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区域的先民，沿袭先人用重器祭祀的传统，利用青铜器举行重大的仪式。郭大顺进一步阐释苏秉琦的观点：“喀左北洞2号窖藏坑壁以石垒砌，青铜器埋藏有序。坑内多见烧灰土，方鼎和其他青铜器上也有火烧的烟迹，应该是举行过某种祭祀活动形成。而喀左窖藏洞面对的孤山，与其他大山互不相连，颜色呈暗红色，雄伟独特，是他们祭祀山川的对象。”

“换个角度来说，如此众多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在辽西出现，并不意外。”郭大顺说，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辽宁地处华北、东北、北方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人类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这一地理优势，使之与中原文明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交流与联系。战国时期燕文化大规模进入东北之前，东北地区曾存在七类文化遗存，但在燕将秦开破胡后，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民族布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后来中央政权在东北建立郡县制并实施有效管辖提供了保证。喀左出土窖藏青铜器，进一步证明了东北文明与华夏文明一脉同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在《燕文化进入前的辽西》一文中指出，燕将东北的南部正式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版图，为即将形成的秦汉帝国对东北的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也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