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越

提 要

辽西大凌河流域频频出土商周时期窖藏青铜重器。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为何来到辽西？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是燕王喜沿大凌河古道东逃襄平时，于途中被迫埋下的。由此，也揭示出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陆路交通要道，这条古道从红山先民开始，既是一条古代部族通道，又是一条文化传播通道。

大凌河两岸发现多处窖藏坑

从1955年到1978年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共出土4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仅在平房子镇北洞村就发现两个青铜器窖藏坑，各出土6件青铜器。初冬，记者在喀左县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立武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北洞村南孤山西坡笔架山探访。

这个小山包位于大凌河东岸，是附近村民采石头的首选地。沿着小路爬上山顶，拨开杂草，可见两个当年窖藏青铜器的土坑。最早发现青铜器窖藏坑的北洞村村民赵东权今年83岁了。他告诉记者，1973年3月，他在开采石头时，在这里突然发现一件坛子形铜器，他当即报告了村干部。闻讯赶到的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在坑内发现5件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罍（léi），1件青铜瓿（bù）,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6件器物埋在一个长方形土坑内，皆在一个水平面上，器口向上立置。经专家鉴定，这些青铜器都是商代贮酒器，器体雄浑厚重。这里被命名为北洞窖藏1号坑。

同年5月，文物部门在1号窖藏坑东北3.5米处，再次发现窖藏坑，编号为北洞2号，出土6件青铜器，有方鼎1件，圆鼎2件，簋（guǐ)、罍、带嘴钵形器各1件，其中包括极其珍贵精美的方鼎、兽面纹圆鼎、卷体夔纹蟠龙盖罍。这些青铜器在距地表深50厘米处，上面盖了一层不规则的石板，青铜器和坑壁间填塞了大量的石片。为了保持器物上口平齐，按青铜器高矮，坑底被挖成北高南低的斜坡状，个别器物还垫有石块。考古人员认为，这两处青铜器是同时被埋藏的。

此后，在大凌河两岸陆续发现多个窖藏坑，出土大量青铜器。1979年，在大凌河下游的义县花儿楼又出土5件青铜器。

在喀左县博物馆内，有一幅一面墙大的《喀左县青铜文物窖藏地点示意图》，副馆长戴亮指着地图向记者介绍，喀左县共出土窖藏青铜器60件。

“从地图上我们能看出，青铜器窖藏都分布在大凌河的上游，而且是沿着凌河两岸，相距不差几公里。”戴亮说，这是国内在一个小区域内发现商周青铜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辽西大凌河流域批量发现的青铜器窖藏，预示着辽西地区在商周时期不平凡的历史。

喀左出土的青铜器为燕国所有

考察这些窖藏青铜器，有的是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比较规则，比如北洞窖藏；有的放置杂乱，器物之间相互叠压，卧立不一，如马厂沟、山湾子及花儿楼窖藏等。

戴亮指着展柜中一件“匽侯盂”，给记者讲解：盂是古代祭祀时用于盛饭的大碗，这件盂口内壁刻有“匽侯作饙（fēn）盂”5字铭文。古汉语中，“匽”同“燕”，意思就是燕侯铸了这个盂，用于祭祀时盛饭用。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这批青铜器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燕国。

周朝建立后，召公奭（shì），周文王庶长子）被封在燕地，即今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城址、宫殿区和燕国贵族墓地，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

“将喀左出土窖藏青铜器与北京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对比，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告诉记者，二者相比较，同类器物造型相同，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如喀左“匽侯作饙盂”，其“匽侯”二字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从铭文的“作”字看，喀左出土的应为燕王自用的青铜器，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是燕王赏赐给臣下的青铜器。

考察两地青铜器的时代能够发现，北京琉璃河青铜器的时代比较集中，基本在西周初期，而喀左青铜器的时间跨度大，特别是北洞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时代跨度最为复杂，长达近千年，从商代到战国晚期。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些惊人的细节可以佐证这些青铜器的身世：在北洞1号坑出土的5件青铜罍，有的双耳上有深近10毫米的沟痕，这是长期悬挂使用磨出来的；在青铜瓿的口沿一侧，还有明显的修复痕迹，这也证明它有长期使用的经历。

综合器物铭文、年代、长期使用及史料文献等信息，王绵厚推断，喀左窖藏青铜器所有者，可能是历代燕侯或燕王，属于燕国库府内长期世袭存有。因为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度下，周王分封的诸侯方国对重器的享有和携带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能拥有大批带有“匽侯”等铭文青铜重器的所有者，绝非一般的部族方国。

大凌河古道是东北亚最早的交通要道

那么，这批窖藏青铜器是如何来到辽西的呢？戴亮向记者介绍了三种学说。其一是掠夺说，即在辽西地区长期生活的少数民族到中原掠夺青铜器；其二是赏赐说，因为辽西属于燕国的领地，燕王赏赐给北方某部族或方国，因祭祀而埋藏；第三种说法，就是东逃说，这是王绵厚提出来的。

“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两岸的应是战国最后一任燕王——喜。”王绵厚说，公元前226年，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今北京）。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辽东郡的襄平（今辽阳）。

王绵厚认为，从当时的交通来看，燕王喜东逃必经之路是大凌河古道（沿河两岸山川孔道）。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匆忙败逃中，不堪辎重，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希望日后复燕后能够带回去。

1996年，在北镇南、大凌河古道东又有“燕王喜剑”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东逃说。

根据大凌河两岸的窖藏地、“燕王喜剑”出土地、义县花儿楼等地的地理位置，王绵厚以这些地点为坐标，勾勒出燕王喜东逃的大致路线：由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发，北经北京琉璃河旧都，东北经通州，河北玉田县，沿青龙河入辽西大凌河上游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再由此到喀左县几个铜器埋藏地点，然后由喀左县大城子镇一带东转义县南、北镇寥家屯燕王喜剑发现地，东行黑山县蛇山子村（古无虑县），然后经台安县（古险渎县）至辽阳首山，最后到达当时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市）。

在追溯这些青铜器时，王绵厚发现，辽西大凌河古道是有文献可考和史迹认证的东北亚最早交通道，分布于这条古道上的古城址、古遗址和带有商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方国重器，3000年来不断被发现，凸显了这条古交通道的历史延续源远流长。

“越是在古代，人类的交通行为与食物来源和居住条件越是更多地依托水源和河流。”王绵厚表示，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考古遗迹来看，人文历史上的大凌河古道，也正是上述古文化的密布区。

在《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中王绵厚提出，大凌河古道交通地理演变，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在古国阶段，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及以前的自然交通时期，人类以生存为目标自然流徙；方国阶段，以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部族交通时期，以部族集团的流动为主，有固定首领和组织；帝国阶段，以战国以后“龙城”（柳城）为代表的社会交通时期，有更为复杂的修建道路、交通工具甚至是道路管理等，可见社会交通和人类文明进步是相应的。

这条大凌河古道堪称古今东北亚陆路交通的枢纽。由大凌河古道北行，是通向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的东亚“草原之道”；由大凌河古道西行，是东北和东北亚通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它既是一条古代的部族通道，又是一条文化通道。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商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