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 要

考古工作者在凌家滩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发现诸多红山文化因素遗存，这表明在中国史前社会，各地部落上层之间曾努力开展远距离文化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有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至距今五千年前后，各文明又像满天星斗一样由四周向中原汇聚，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部落上层互访，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

2002年春天，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16地点4号中心大墓出土了一件玉人，引起考古学家的关注。考古学家马上联想到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将两地出土的玉人放在一起比较后，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两地玉人之间在形态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双臂弯曲紧贴上身，双手张开捂在胸前，做祈祷状。在制作工艺上，两地玉人也如出一辙。

同时，两地出土的玉璧、玉龙、双联璧、箍形器、玉龟、玉鹰等文物从形制到制作工艺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地，为何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呢？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距今5300年左右的南北两大考古文化代表。红山文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和燕山以北、大凌河流域，凌家滩文化远在南方巢湖流域，两地直线距离达1500公里，更何况两地之间山高水长，一条黄河拦在中间。53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跋山涉水完成相互交流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出席首届红山文化论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李新伟认为，两地高度一致的玉器大量存在，暗示两地近似的原始宇宙观和相同的宗教观，表明这两个文化的社会上层曾发生交流。

李新伟特别指出，在中国的史前社会，社会（部落）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这一时期，各地社会（部落）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李新伟推测，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大墓的墓主人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不惧险阻，千里远行。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相契合的大中国文化圈和文化共同体，考古学家张光直将这个共同体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更为广泛和深入，超过我们的想象。”李新伟说。

现代的生物技术研究也验证了李新伟的推测。考古学家通过对世界各地采集到的不同人种的DNA样本分析发现，一些地区人类祖先的迁徙路线超乎想象。比如，东亚人能够越过大洋到达澳大利亚。李新伟认为，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围大，交往频繁，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这也证明，5300年前的红山先民完全有能力通过远距离的跋涉，抵达凌家滩，从而有了形态上高度一致的玉礼器的出现。

红山文化 滋养了良渚辉煌

考古学家同样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5300年前后曾经发达的凌家滩文化，只存在了300年就神秘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

就在凌家滩文化突然衰落的同时，另一支强大的文化——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勃然兴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认为，中国新石器文明最高的成就和最后的辉煌在良渚。“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年代早于良渚遗址，且在年代上前后相接，它正是良渚文明的前奏。”赵晔说，这从良渚遗址众多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中就能看出端倪，兽面纹、玉冠饰、玉器等高度一致。

对凌家滩文化突然消失的原因，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战争，二是洪水。

面对重大灾难，为了保存种族，凌家滩先民更可能分成几支，一部分逆江而上进入中原，融入中原文明，一部分沿江而下来到太湖流域，开启良渚文化。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中也找到红山文化因素。赵晔介绍，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兽面纹极有可能由红山文化的玉雕龙的兽面玉牌发展而来，部分良渚文化的玉器与红山玉器造型非常相似，如良渚文化的龙首环、龙首玦与红山文化的玉龙极为相似。此外，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相似器物还有龟、珠、鸟、管、环、璧、磺、串、鱼等玉器造像及玉人像。在雕琢玉器工艺方面，良渚玉雕与红山玉器工艺也具有一致性。另外，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在墓葬形式上也有共同之处。比如二者都已具备高规格的文化中心。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以“女神庙”为中心，诸多积石冢分布在其周围的山梁顶部，冢内出土了大量玉器，多个遗址围绕女神庙密集分布，形成了红山文化祭祀中心。良渚文化则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区域，四周是出土大量玉器的遗址。莫角山是一个台型城址，其中一片面积大的夯土应是宫殿的地基，北距莫角山200米处有一座建成的贵族坟山。

据此，专家认为，红山文化曾一路南下，顺着渤海湾，沿着海岸线，经由河北、山东、浙江，向西抵达安徽、湖北、四川，深远的影响直至夏商时代。文化通道的存在，让红山文明翻越崇山峻岭抵达长江中下游，通过文化的多元和融合影响了凌家滩文化，最终滋养了良渚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气候异常，使得红山良渚两大文化迁移

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到3500年之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消失了，成为一个文化之谜。对此，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认为，北方气候逐步干旱和南方洪水肆虐，导致红山文化被迫向南迁徙，良渚文化被迫北上，纷纷向更加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的中原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衰退甚至消亡以及北方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都跟5000年前的这次气候异常有关。这次气候异常成为中华文明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郭大顺解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入主中原的关键证据集中体现在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继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三关遗址发现具有仰韶文化玫瑰花图案陶器与红山文化龙鳞纹陶罐共出的现象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点的朱绘龙鳞纹陶盘和外方内圆的玉璧。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北张家口蔚县、阳原、涿鹿等地先后发现不同阶段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为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红山先民曾经来到涿鹿、入主中原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线索。郭大顺说：“这几个遗址正好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为红山文化步入中原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良渚文化北上进军中原的典型证据同样在陶寺遗址中可以找到。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了在良渚文明中代表持有者身份的特殊器具——玉琮、玉璧，还有良渚文化的石推刀。

“这种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态势，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后，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部落集团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先是由北向南，以南北交汇为主，继而东南与西北交汇，以东方和东南方影响中原为主，这是中国古史上的第一次‘逐鹿中原’。”郭大顺说。

王巍指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都处于“先走一步”的先导地位，并先后入主中原，对中华大地在距今5000年前后大致同时跨进文明时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纵观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可以看出，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文化如何变化，文化的基因始终存在并发挥着核心作用。”王巍表示，通过位于中原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出，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早期文明之间不是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形成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化圈。“这个圈就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基础。”王巍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郭大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