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十月十二日，来自全国的百余位考古专家学者齐聚牛河梁，参加“纪念牛河梁遗址发现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与会专家带来了近年来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论坛大会上进行汇报、展示与交流。本报采访团队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来自外省的考古专家，对其重要考古成果进行报道，为全面了解红山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和知识。

玉人玉凤代表最高等级的墓葬用玉制度

记　　者 商 越

专 家 刘国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使用有严格规定。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及器类组合是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刘国祥在发言中指出：根据墓中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等差异，可将牛河梁上层墓葬划分为八个等级。

牛河梁遗址共发掘明确属红山文化的墓葬85座，其中属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墓葬66座，随葬玉器的墓葬有37座，共出土玉器145件。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可分为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边缘墓三类。中心大墓位于积石冢正中心，次中心大墓位于积石冢中轴线两侧或中心偏一侧，边缘墓葬位于积石冢周围，规模较小。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大墓，墓主人是一位40岁至45岁的男性，随葬品共8件，分别为玉凤、玉人、斜口筒形器、镯等各一件，另有玉环2件、绿松石坠饰2件。其中，玉人位于墓主人腰部，玉凤枕于墓主人头下，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与斜口筒形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因此是红山文化晚期一人独尊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种玉器组合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次中心大墓中的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大型墓，是迄今所知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座石棺墓，出土玉器共计20件，属于第二等级的大墓。墓主人为一老年男性，头顶放置一斜口筒形器，左肩部放置刃边璧形器和小勾云形器，右肩部也放置刃边璧形器，胸部为一玉龟，腹部正中放置大型的兽面形器，双手和足部置有刃边璧形器等。这种墓葬形式说明，这些玉器代表不同的功能。

第三等级至第五等级墓葬都有玉器出土。其中第四等级墓葬出土玉猪龙2件。第六、第七等级出土玉器以璧、环类为主；第八等级共27座墓葬，未见玉器随葬。

刘国祥认为，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丰富多样的玉器表明，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一人独尊式的王权已经形成。

筒形器源于兴隆洼和查海时期的筒形罐

记　　者 吴 限

专 家 朱延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朱延平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和祭坛四周环绕着上百个不见器底、上下贯通的彩陶筒形器，明显区别于生活中的实用器皿，既不是炊具，也不是盛水器，是红山人的“通神”之器。从筒形器出土位置看，它与祭祀或丧葬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属于红山先民祭祀活动中重要的宗教用器。

红山时期出现的筒形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出现绝非偶然，是红山文化晚期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其源头来自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时期的筒形罐。它们之间在形态上存在递变关系、功能上存在同一性。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许多兴隆洼和查海时期的筒形罐有被人为打掉底部的现象，基于这种现象。从兴隆洼和查海时期开始，古人就将筒形罐用于祭祀，是古人祭祀天地、诸神、祖先的礼器。而被打掉的底部有什么用呢？这个圆陶片作用跟牛河梁新近发现的原陶片一样，本身并没有实用功能，而是祭器，是古代先民祭祀祖先或敬神的祼礼的一部分。查海先民认为，祭祀祖先的筒形罐具有神秘的精神力量，因此在进行重要的祭祀活动中，他们将筒形罐打破，去底儿、分解，并且有意地把罐身和罐底分别放到建筑物的某处，使建筑获得某种神秘的灵性。

玉猪龙可能是昆虫羽化后的神兽

记　　者 商 越

专 家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李新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普遍存在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崇拜。

牛河梁遗址群出土多件与昆虫有关的玉器，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出土玉蚕，长12.7厘米，上部有瓦楞纹，如蚕身之节。还有一件白色蚕蛹，长6.1厘米，小圆柱形，中部微凹，有四道旋纹。第六地点出土一件玉蝗，黄绿色，长5.4厘米，面部为梯形，身体下部有四凹槽，表现分节之身，背上有翅。第五地点出土一件蝈蝈，黄绿色，长5.5厘米，面部呈三角形，刻画了两只复眼和上颌。

第三地点出土的绿色玉护臂上也有瓦楞纹。这种瓦楞纹可能标志佩戴者拥有蜕变的法力。与此相似的器物发现颇多，应该都具有这个功能。由此，联想阜新采集到的一件丫形器，呈黄绿色，长12.1厘米，身上有密集的瓦楞纹，如同蚕蛹的身体，顶端为形似玉猪龙的头部，整体来看，似乎可理解为猪龙正在从蚕蛹中羽化而出。

回头再看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鸮玉饰，两侧各以6道瓦楞纹和3个扉棱表现身体，与丫形器身体颇为相似，可理解为更复杂、更高级、涉及神鸟和猪龙的蜕变与羽化状态。李新伟表示，红山文化典型的玉猪龙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昆虫幼虫形器形态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这些器物首先表现的是猪龙经过昆虫式蜕变、羽化后，处于超自然的“神兽”状态，拥有者认为，佩戴它，会有神奇变化的能力。

牛河梁文化是多神崇拜，良渚文化为一神崇拜

记　　者 吴 限

专 家 赵 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晔通过比较牛河梁和良渚两处遗址，研究两种文明形态的异同。

牛河梁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的相同点为：第一，两者都孕育了发达的玉质礼器。第二，都有明确的等级阶层的划分，都形成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形态，产生了复杂的等级制度。第三，都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对象。第四，遗址的规模相当，分布面积差别不大，都处于两个文化的中心区。第五，都有崇拜“天圆地方”的宗教信仰。

牛河梁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的不同点为：第一，二者处于中国文明化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新石器晚期文明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文化的发展水平。第二，二者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度相差悬殊。牛河梁遗址群坐落于山区，以山地为主，没有大的开阔的平地，所以只能利用山岗地带设立遗址；良渚遗址群坐落于平原谷地，最终形成密度较大的城市结构，地理特征上的差异造成两个不同的文化面貌。第三，代表的宗教信仰不同。牛河梁遗址群是以女神庙为中心的遗址群，它代表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衍生出来的多神崇拜，而且是以有形的、具象的神的造型为主，有更强的巫术性质，是比较原始的宗教；良渚遗址群的宗教信仰是一神崇拜，有共同的统一的信仰，崇拜形式通过玉质礼器来体现。这种信仰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礼制色彩强烈，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而创设出来的一种政治性宗教。第四，二者的性质不同。牛河梁遗址群是大型的祭祀中心；良渚遗址群是明确的都城结构，属于大型的早期城市性质。

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王权时代

记　　者 郭 平

专 家 卜 工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卜工结合礼制，提出新观点。

今年7月，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二号建筑址挖掘时，卜工专程前来查看。他认为，这一考古成果，揭示出“叠层大殿”的基础和规模，遗址整体布局豁然开朗，“独特的制度创造”扑面而来，具有文明探源的全局性、指导性和引领性的意义。

卜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曾经长期活跃着一个巫觋阶层，女性为巫，男性为觋，是古代的知识阶层，也是精英阶层。从目前全国的遗址发掘情况看，如果遗址处在神权时代，那么其头领有男有女。如仰韶时代姜寨遗址巫多觋少，良渚时期巫觋各半，三星堆文化中觋多巫少。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却不是这样。五座中心大墓中，四座墓葬主人为男性，另一座墓主人的性别存在争议。结合中国历史来看，早期中国的王者从传说时代的黄帝起都是男性，牛河梁中心大墓中清一色为男性，说明他们的身份是王者，而不是巫觋。

结合新的考古成果来分析，牛河梁的制度创造，归根结底是中国古礼的创造。渔猎与农耕碰撞的火花，王者居高临下的霸气，塑造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基本格局。殷墟王陵、秦公大墓、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的皇家陵园都是后来者、追随者、继承者。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积石冢与帝王陵墓渊源甚古。中国古代顶级埋葬制度的先声和要素都在此萌芽发展，这才是牛河梁重大发现的要义与精髓。

“半月形地带”有三个交融中心，两个影响辽宁

记　　者 朱忠鹤

专 家 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在这个‘半月形地带’中，我认为存在三个关键性的交融中心，其中两个与辽宁有关系。”这是曹兵武的观点。

学界有“半月形地带”的提法，“半月形地带”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的是从我国东北经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这一区域有一条弯月形状、带有一定弧度的地带。这条地带与多条等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在这条半月形地带内，很多文化因素进行着密切交流。

曹兵武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中，这条“半月形地带”上有三个关键交融中心：东北亚交融中心、长城地带交融中心和中原交融中心，它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两个中心与辽宁有关系。

古人类在向东亚发展和进化过程中，有南北、东西两条路线。古人类在沿着南北路线一路北上的同时，另一支古人类沿着东西路线，也就是草原之路东行，这两条路线最终交叉，交叉点就形成了东北亚交融中心，这个中心包括辽宁。南北融合和东西交融是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早期陶器、玉器、渔猎经济和旱作农业逐步发展起来。

在长城地带交融中心上，红山文化成为一大亮点。因为红山文化不仅仅是辽西地区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中尤以彰显着红山文明最高峰的牛河梁遗址引人注目。红山文化正是沿着这条“半月形地带”一路南下，在燕山地带与北上的仰韶文化相遇，因而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牛河梁遗址中的“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的文明火花，为后世华夏传统的精神观念和礼制文化贡献了很多内容。

（本文图片由省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