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宇婷

提示

毫无疑问，历史的书写者往往更青睐身带光芒的大人物，忽视那些寻常巷陌的无名小卒；关注波澜起伏的宏大历史，淡化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那些人间烟火像历史的潜流般隐而不显。赵冬梅则正相反，她的《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试图勾勒一幅古代日常生活的图景，并触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生命。

日常生活是这本书的关键词，作者在《序言》中点明，所谓日常生活，既指生活的日常，也指生命的日常。古人的衣食住行，是生活的日常，而古人那些在现实与理想、生与死之间挣扎的生命轨迹，则是生命的日常。日常生活看似远离宏大的历史脉络，实则是透视宏大历史的重要视角。无论古今，每一个生命无不在柴米油盐中度日，正是寻常巷陌中的生命，汇聚成了历史的暗流，承载了历史的悲欢离合，同时，个体生命的起伏、成败、生死，又受制于特定制度和观念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生命与生活看似区隔，但却彼此交融，不分你我。对作者来说，无论是古人的生活日常，还是生命日常，都笼罩在特定时代无形的制度、技术和观念之下，古人的生命轨迹也无法脱离既定时代和制度赋予的法则。

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演变

这本书围绕着古人的日常生活这一主题，分为生活的日常和生命的日常两部分。书的前半部分，作者从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勾勒古人生活的日常。作者不是要深入历史去寻找既定传统，而是将目光投向传统形成之前的历史，追溯古人衣食住行的演变进程。今日司空见惯的习俗，是古时制度与文化演变的结果。比如，在“怎么吃”这件事上，我们总觉得“炒”才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主流，然而这本书通过推理炒菜锅、炒菜燃料和油出现的时间告诉我们，“炒”恐怕在唐宋以后才流行开来，这之前，炖煮和烧烤才是古人做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嘉峪关的一幅壁画，生动地画着古人边吃烤串边聊天的情景。而吃生鱼也不是日本的专属，中国古人也吃生鱼。同时，是酒而不是茶，才是中国古人饮品的主流，茶在隋朝之前只是南方的饮品，隋朝统一之后才开始北传，到了唐朝，人们参禅打坐需要提神，茶才开始逐渐普及。

说完了古人“吃什么”，作者开始讲古人“怎么吃”。我们通常认为分食制是西方的习俗，而中国古代主要是合食制，但作者通过爬梳文献发现，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中国古人吃饭的方式都是分食制。在高足坐具被发明出来以前，古人多是席地而坐，分食制与古人吃饭跪坐的习惯相关，合食制的出现取决于食物种类的丰富、供应的充足等因素。总之，作者透过古人的衣食住行，来看其背后的技术史、制度史和文化史。由此，所谓传统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从来如此，传统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制度、技术、文化合力促成的结果。

无论古今，衣食住行从来不是单纯的生命活动，而是承载着高低贵贱的符号价值。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考察古人生活细节背后的等级与秩序。就拿吃肉来说，古代能吃上肉的都是达官显贵，贵族喜欢吃羊肉，而不喜欢吃猪肉，猪肉是底层的美食，真可谓是舌尖上的阶层。同样，古人的服饰既表明个体的身份和生活状态，也昭示着财富与等级。服制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比如，传统的丧服礼便有着严密的符号体系，从最高级别的斩衰到最轻的缌麻，服丧时间长短与所穿服饰的区别标志着服丧者与亡者的亲疏远近，展现了大家族尊卑有别的秩序。总之，透过作者的考察，尊卑等级秩序渗透在古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描写古人的生活日常还是生命日常，作者都保持着“解构”的态度，她没有寻找特定生活方式的源头，论证传统的合理性，而是勾勒古人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梳理衣食住行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变迁。由此，传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结果，所谓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制度、技术、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些生活方式和观念便消隐于历史中。

掩埋在历史洪流中的

生命细节

此书的最后部分，针对生命的日常，作者着重写了古代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形态，她尤其提到了“贞洁烈女”的传统观念。人们通常会认为，古人所谓的贞洁烈女，主要指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贞洁的约束，但作者考察后发现，宋朝评判贞洁烈女的标准，取决于女性对家族、社会的贡献和成就。只有到了明清，贞洁烈女的定义才变得单一化，被缩减为一种对女性身体上的束缚。伴随着这种变化，女性的选择和道路变得日益狭窄，这种变化的背后，不单是三纲五常的日益僵化，也与宋朝以后男性事业选择的收窄有关。宋朝以后，科举、仕途、升迁是男性成功的唯一通途，当男人开始接受无条件地忠君，便开始要求女人无条件地贞洁。在作者动态的历史考察中，所谓的传统并不是牢不可破，古人的衣食住行并非“从来如此”。随着时代观念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理所应当的规范便成为陈规陋习，被历史所淘汰。

作者以动态的历史书写来解构古代衣食住行的传统，这得益于作者对古人生活细节的细腻刻画，由这些细节我们得以看到古今异同，我们对古人的想象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张力。在某些方面，古人的生活与今人并无太大不同，如有不同也是发展程度上的。宋朝的城市商业发达，有早市、夜市、鬼市、红灯区等商区，与现在的城市布局已无限接近。同时，南宋时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得到了空前扩展，统治者开始注重对城市下水道的治理，目的是城市排污和预防瘟疫，现代的城市公共管理在那时初见端倪。

古今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行”了，古代的“从前慢”是真的慢，无论是交通还是信息传达之慢，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在古人漫长的旅途中，最可怕的是疾病和死亡，有些官员到异地赴任，人还未到，同行的亲人便不堪长途奔波而病死。还有一些负责押运的底层军人，一旦中途生病便会被送到江宁的营房，但很多人尚未等到审批粮票的手续办下来就死了，古人的行路难关乎生死。然而，尽管从交通的便利程度、信息传达的速度上看，古今不同，但生命频繁流动的无奈、怅然、悲伤，则古今相同。古时做官需要异地为官，那些为生计而远走他乡的宦游人与今日为一份工作而告别亲人的年轻人并无太大不同，“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在流离中骨肉分离的无奈与悲凉，今人也会感同身受吧。

作者的书写注重古今对比，但在书写古代的生命日常时，她没有以当下的道德观念要求古人，而是将这些小人物放回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中，以悲悯的语调展现这些被历史遗忘的生命。在书写官僚体制下的男人处境时，作者绕过了历史中的成功者，反将笔触伸向了两个“失败者”。一名失败者是魏晋时期的赵至，他的父亲是士兵，按当时的传统，父为兵，子也必须为兵。为了建功立业，进入仕途，他隐姓埋名，最后获得一官半职之际却获知他的母亲已经离世，他悲愤至极，吐血而亡。赵至获得了个人成功，但他的成功永远无法荣耀家族，他的生命消泯于士家制度与家族荣耀的齿轮中。赵至是被动的失败者，他迎合时代和体制，最终还是失败了。相比于赵至，北宋的王樵是主动的失败者。在宋和契丹小规模的冲突中，契丹人掳走了王樵的父母，王樵深入契丹试图救回父母，多年之后未果，又去拜访边防大帅，但此时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王樵成了被朝廷和时代抛弃的人。王樵于是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将死之时，王樵钻进自己修筑的“茧室”，安然而逝。相比于赵至被动的失败，王樵是主动寻求失败，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深知自己无法对抗这个时代，于是远离庙堂，悠游人生，并一手安排了自己的死亡。

如作者所言，我们无法以现代人的意识去衡量古人的生命选择，因为古代最小的单位是家庭，个体生命（尤其是女性）的成败与生死受制于家庭礼教，并被国家制度、观念所左右，在家国的影响下，个体生命能做的选择少之又少。作者通过书写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失败者，批判了古代的官僚制度与家族等级对生命的桎梏，与此同时，当那些鲜活的生命与权力碰撞之时，他们的生命却宛若历史长河之下的卵石一样凸显出来，在王樵们失败的悲歌中，他们实际上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