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提要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延安鲁艺迁往东北办学的决定。从此，延安鲁艺精神永远活在辽宁文化的基因里。

从延安到东北，鲁艺给辽沈大地带来的文化冲击和影响前所未有，并且一直绵延至今。无论是舞台表演上的关东演剧学派，还是绘画上的关东画派，包括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办学宗旨，都是鲁艺与东北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

东北鲁艺，不仅是一个只存在了5年时间的历史名词，更是当下的鲜活存在。

到了东北，就必须为东北的老百姓做点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延安鲁艺迁到东北办学。诗人塞克，音乐家安波、吕骥、李劫夫，画家王曼硕、张仃、杨角，戏剧理论家张庚，这些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留下众多优秀作品的文艺工作者从延安、从各个解放区陆续来到东北。

这是一段历经数月的艰难跋涉。1945年9月初，延安鲁艺部分师生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向东北挺进，这是鲁艺最先进入东北解放区的文艺队伍。11月下旬，全院师生从延安出发，经过华北时，因国民党占领了长城一线通向东北的要道，队伍被阻在张家口。1946年春天，队伍继续出发，绕道荒无人烟的大草原，辗转到达白城子、齐齐哈尔、哈尔滨。1946年6月，鲁艺迁校队伍在哈尔滨演出了歌剧《白毛女》，其后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节目，轰动全市。

延安鲁艺的到来，给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东北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当时是鲁艺实验剧团演员的表演艺术家于蓝回忆说：“到了东北后，我们就到市场上去演讲，演出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我演女主角……我们还到抚顺、辽阳、鞍山这些地方去巡回演出。1946年，我们到大连……我们演曹禺的《日出》，观众很欢迎。买票呀，坐票都没有，就是站票，坐在台阶上，在过道上看。演了十几场。”

作曲家李劫夫和歌唱家张洛夫妇是从冀热辽军区到哈尔滨的。年近九旬的张洛回忆道，李劫夫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既然到了东北，就必须为东北的老百姓做点事情”。他们下到已经解放的一些城市的工厂里，看到资本家还在剥削工人，就创作了一个表演唱《说理会》，评一评“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更为重要的是歌剧《星星之火》的创作。东北抗联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最悲壮的篇章，李劫夫决定把抗联的故事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我们去烈士纪念馆参观，去深山老林里寻找抗联的遗迹，还采访了很多幸存的抗联战士，其中有一个叫李生的抗联战士，人称‘老李头’，我印象最深刻，他是个地下交通员，非常机智勇敢，多次死里逃生。”张洛说。

这部歌剧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完成，公演后获得了极大成功。当年演出的盛况，张洛记忆犹新，“剧中的好几首歌曲很快就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走在路上，经常听到群众唱剧中的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

音乐家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则回忆起了父亲创作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情景：父亲到了东北之后，带着团员接触到了大产业的工人，熊熊的炉火、大机器，都是一种新的感受。工人的那种豪爽、热情，胸怀开阔，很积极、昂扬的那些东西，让他们感受特别深。沈阳解放了，他们就到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这首歌最早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后来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很快传遍了中国。

一批东北青年在延安鲁艺前辈的带领下成长

1946年，鲁艺并入东北大学复校办学，全称为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并招收新生52名，这是延安鲁艺招收的第七届学员。1946年12月，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鲁艺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学院形式暂时改为以艺术创作演出实践为主要活动方式，先后组建了4个鲁艺文工团和一个音乐工作团。1948年底，鲁艺在沈阳恢复办学，成立鲁迅文艺学院（次年更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并招收了第八届学员。

曾经为《地道战》《雷锋》《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经典影片创作过电影歌曲的傅庚辰，就是一位在东北鲁艺学习和工作过的年轻人。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1948年在哈尔滨报考音乐工作团时的情景：“当时我还不到13岁。考官是后来创作出《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名作的作曲家刘炽。他问我会不会识谱，我说不会，又问会不会唱歌，我说会，就唱了《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刘炽听完笑着问：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随后，他指了指自己。当时我就想，他真了不起啊，我要是有一天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曲子就好了。”

“在音乐工作团，团员们被分成了几个组，我在第六组，也是全团年龄最小的一个组。”傅庚辰回忆，“这些艺术家们太忙了，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大艺术家，可亲眼看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文艺创作和演出，他们的敬业和投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路坦是在1948年11月看到刊登在《东北日报》上的鲁艺招生启事后到沈阳报考鲁艺美术部的，当时他只有14岁。在一篇文章中，他同样回忆起报考时的情景：“美术部的考试分为4个部分：素描（速写）、自由创作、文艺常识和口试。文学常识有一题问的是文艺复兴三杰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上了鲁迅、丁玲、郭沫若。虽然答错了问题，却足以看出革命文艺对当时进步青年的影响之大。”

在那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一批东北青年在延安鲁艺前辈的带领下，努力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他们到农村去，积极参加剿匪反霸和土改运动；他们到前线去，热情地为部队演出。火热的斗争中，他们创作演出了数以千计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和剧目，包括歌剧《火》《永安屯翻身》，秧歌剧《李二小参军》《归队》《干活好》《两个胡子》《收割》，话剧《牢笼计》以及音乐作品《咱们工人有力量》和《工人大合唱》等，在东北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和路坦成为同学的王绪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讲述东北鲁艺在群众中的影响：三大战役结束后，沈阳几乎每天都在庆祝解放战争的胜利。鲁艺的宣传队伍在沈阳独一无二，在“鲁迅文艺学院”巨幅横标下，首先是百人铜管军乐大队。美术部同学扛着巨幅领袖画像和宣传画紧随其后，接着是戏剧部和舞蹈班组成的大秧歌队。鲁艺在沈阳名声大振，甚至有的观众一直跟着秧歌队走。春节前，秧歌队到沈阳市有轨电车厂慰问演出，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从此之后，电车售票员看到佩戴“鲁艺”校徽的就不收票，结果有的同学因免费乘车受到了批评。

东北鲁艺一分为三，传统延续

1953年，东北鲁艺改组，戏剧部并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部和美术部分别扩建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和东北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

东北鲁艺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虽然它在历史上停留的时间前后不过短短五年，但为后世留下的意义是重要而深远的。它把延安革命文艺的火种传到了东北，成为辽宁文艺最重要的基因。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发声的创作传统，由延安延续到东北。鲁艺播撒在辽宁大地上的艺术种子，在它的继承者——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及全省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1947年，20岁的黑龙江青年李默然加入东北鲁艺，成为一名话剧演员。1960年，李默然因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饰演民族英雄邓世昌誉满全国。来自东北鲁艺的李默然、王秋颖、刘喜廷等一批艺术家铸就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英雄情结”，他们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具有浓郁东北地域特色的戏剧风格，形成可以与京味话剧和海派话剧比肩的“关东演剧学派”。几代艺术家陆续创作了话剧《报春花》《父亲》《凌河影人》《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干字碑》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沈阳音乐学院始终以繁荣民族音乐文化、服务人民为己任，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音乐与舞蹈人才，创作了大量感知时代脉搏的动人旋律。首任院长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同样任过院长的作曲家秦咏诚创作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我和我的祖国》，以东北鲁艺学员身份入校、以东北音乐专科学生身份毕业的作曲家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与微笑》《烛光里的妈妈》《思念》等歌曲，都成为不同时期的时代经典。

鲁迅美术学院同样传承着鲁艺精神，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美术学府，始终坚守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的理念，倡导时代精神、中国气派的学术内涵，形成了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的关东画派，培养出了众多名扬海内外的艺术家。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正门前广场的地面上，呈放射状刻下鲁艺在抗战胜利后一些主要传承单位的名字：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这其中，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赫然在列，而且就在正门前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