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提 要

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文化如何碰撞、融合，最终汇聚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当具有仰韶文化玫瑰花图案彩陶与具有龙鳞纹图案的红山陶器在桑干河上游相遇，当中亚的菱形方格纹和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及红山文化的龙鳞纹一齐汇聚到红山文化区，答案渐渐清晰：五千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辽西地区交流汇聚，这里成为兼容世界东西、吸纳中国南北文化的大熔炉，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红山文化特征：陶器上有“之”字纹、龙鳞纹

在史前时代，不同的文化有着怎样的存续关系，它们之间如何互相作用和影响？考古工作者在遗迹与遗存中寻找答案。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器型，因使用周期短，纹饰变化明显，成为考古学家考察不同文化的重要依据。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一直研究新石器时期文化。在采访中，她和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陶器上“之”字形纹饰的制作过程。她用一薄片状的工具在未干的陶胎上连续压印，素胎上立刻呈现出“之”字形压痕。郭明介绍说：“这种‘之’字形纹饰最早出现在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中期，至晚期已是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饰，一直延续到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时期，成为红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纹饰，其影响波及东北地区，甚至远到东亚其他地区。”

红山文化“之”字纹陶器主要有筒形罐、带盖罐等。在省考古研究院，记者还看到一种泥质彩陶。郭明说，彩陶上优美的图案是用天然矿物质描绘后再入窑焙烧而成的，多以黑彩为主，图案以龙鳞纹最具代表性，器型主要是筒形器（见图②）。

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祭坛四周，环绕着上百个筒形器。这些筒形器中空无底，器身施有黑彩花纹，有平行宽带纹、勾连涡纹和龙鳞纹，最高的达半米。这种表面经过精心修饰，内部仅仅简单修整的陶器与同期的生活用陶器有明显区别，以至于成为考古工作者识别红山文化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在红山文化之前的辽西地区并未发现彩陶，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是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说明红山文化是以继承本地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周邻先进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当时人们能把源自邻区文化因素的彩陶器使用于祭祀等至高无上的精神领域，可见红山先民对多种文化具有辨别力，懂得吸收先进文化，并与当地文化融合。”郭明说道。

南北融合：两大上古文明成就红山古国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就已经意识到红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双重特性。”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如是说。郭大顺先后主持过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他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jiǎ三足圆口酒器）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在郭大顺看来，这短短的28个字，把中华文明的“龙”和“花”的渊源及其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尽致。

郭大顺解释道：“它们分别指的是代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图案和代表红山文化的龙鳞纹图案的陶器，也就是象征着黄河文明和辽河文明两个重要区系的文化类型。”

那么，两大上古文明是如何融合交汇的呢？答案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

郭大顺向记者展示了几张陶器的图片，解释说，这几件彩陶罐是1979年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附近发现的，随后在这个区域发现了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图案的彩陶盆（见图④），也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龙鳞纹的彩陶罐（见图⑤）。“这表明红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同仰韶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交流。”郭大顺说。

郭大顺拿出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给记者标记出这两大文明南北传播、交汇的具体路线：以玫瑰花为图腾的仰韶文化沿汾河下游北上到汾河源头，再进入桑干河流域，形成“Y”字形文化带。而在辽西地区，以崇“龙”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沿着这条文化带不断越过燕山向西南发展，两种文化在不断拓展过程中相互交融、结合，其结果是在辽西大凌河上游产生了以龙鳞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政治群体——红山古国。因此，苏秉琦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

据苏秉琦推测，代表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与代表红山文化的“龙鳞纹彩陶罐”就是“花”与“龙”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华”就是由仰韶文化的“花”而来，而中华民族所尊崇的“龙”，就是由红山文化的“龙”而来。今天我们称自己是“华人”和“龙的传人”，恰是这两大上古文明融合交汇的高度概括。

“彩陶之路”：或为草原丝路的前身

研究发现，红山文化还吸收了西亚、北非的外来文化。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曾经指出：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存在一条彩陶之路。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细泥红陶彩绘平底筒形罐（见图③），其器体造型体现出典型的红山文化特点，但器表却分别绘有来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西辽河地区本土的龙鳞纹。针对这件彩陶罐，苏秉琦认为，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辽西地区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这意味着5000年以前的辽西一带，曾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

郭大顺告诉记者：“我们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彩陶图案正好也可分为如上述阿鲁科尔沁旗那件彩陶罐上的三类图案。初步统计，牛河梁遗址这类几何纹数量约占彩陶图案的1/3。这表明，红山文化接受西亚、北非文化影响，且已融入红山文化之中。”

“这种连续或棋盘格式分布的几何形彩绘图案，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由此可见，从欧亚大陆到中国，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彩陶之路’。”郭大顺说，有关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学界普遍认为，“彩陶之路”或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这一观点，与李济的研究相合。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田广林一直专注辽西地区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研究，他认为，在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北纬40°至50°之间，存在着一条西起多瑙河、东达黑龙江、横贯欧亚大陆的狭长草原地带，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开辟和利用的沟通世界东西往来的天然草原通道。红山系列文化区集中分布的燕山南北辽西一带，处于草原通道的东端，从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的融合。

“在这里，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同文化间相互撞击、交流、融汇，又进一步推动了农耕、渔猎和游牧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辽西古代文明起源进程。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正是沟通东西方‘彩陶之路’的一个基础。”田广林告诉记者，“这也许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大地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并对中华文明产生持续影响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本版图片由郭大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