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四种中文版本。
1958年越南文版。 1960年葡萄牙文版。
1955年意大利文版。 1956年荷兰文版。
1948年芬兰文版。 1948年日文版。
1960年西班牙文版。 1949年匈牙利文版。
《共产党宣言》莫斯科中译本。
本报记者 高 爽
提要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开头的一句,今天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
在《宣言》的各个中文版本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个译本中,这段话却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带着鲜明的时代语言风格,同时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深化。
本期,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以下简称《马通考》)中摘录相关段落,看看这些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思想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和主要思想观点的文本解读历程。
从“废止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
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几十年里已经为几代中国人所熟知。但这个术语最初在译者的笔下也是五花八门。
在现在通行的《宣言》中文译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宣言》6个完整中文译本,发现对这句话的翻译均不相同。
陈望道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华岗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综结,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成仿吾、徐冰译本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归纳在这一句话内:废除私有财产。”
博古译本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表示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财产。”
陈瘦石译本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的理论可用一句话概括:废除私产。”
莫斯科中译本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杨金海得出结论:关于“消灭私有制”这一重要语句的译法有一个越来越准确的过程。原来译为“废止私有财产”等,只看到了这一观点的表象,只有译为“消灭私有制”才能抓住实质,即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陈瘦石作为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译为“废除私产”,很不准确,甚至有曲解,因为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产。由于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宣言》思想的理解不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部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中文译名有十多种
“共产党宣言”译名来自日语,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1904年11月13日,日本《周刊·平民报》上,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
从《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译和后来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不断深化吸收的过程。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作者方红总结,自19世纪末,国人初闻“康密尼人”(这个词语是19世纪初中国报刊对“共产主义者”的英文音译,记者注)之名直至1920年《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宣言》的翻译经历了节译、释译、转译等一系列重译过程,《宣言》的传播与接受也经历了不同译者选择、阐释、重构等一系列主体规划过程。
《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指出,国人对《宣言》的解读经历了三种解读模式。
第一种是翻译性解读,较侧重于表层话语的理解。早期是翻译性解读,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再比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第二种解读模式是注释性解读,注重对《宣言》深层思想的理解。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宣言》思想,而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等进行注释和介绍,包括对人物、事件、文献的注释,也包括对《宣言》历史背景以及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渊源等的分析介绍。
第三种模式是考据性解读,一是对《宣言》“传播史”进行考证研究,弄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种译本的来龙去脉;二是依据对《宣言》多个文本、版本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话语史”考证研究,包括对一些重要术语、概念进行考证;三是在文本、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思想史”进行考证分析。
莫斯科中译本的众多译法沿用至今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版)中译本,是对当前《宣言》权威译本影响深远的一个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宣言》的最后一句,在陈望道译本中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在华岗译本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是“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博古译本中是“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陈瘦石译本中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到了莫斯科中译本,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译法在现行权威译本中沿用至今。
《宣言》在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之中,描绘资产阶级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形象的语句,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一译法是《宣言》莫斯科中译本首次使用并被后世所继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望道译本将此句译为:“劳动的人却丝毫得不着什么,得着一切的反而是不劳动的人。”成仿吾、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都译为:“劳动的人毫无所得,而获得的人却不劳动。”
还有一个例子,在最早的陈望道译本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一译法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依然保留。而在博古译本中,则被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显然,博古译本更能反映真实的内容,因为与无产者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只是有产者当中的一部分。拥有土地的农民也是有产者,但并不与无产阶级构成全面的对立。《宣言》莫斯科中译本就采取了博古的译法,将之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这种译法改变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化。
当然,莫斯科中译本在翻译成文的过程中必然显现出时代的痕迹,其突出特点也体现于其残留的文言文式的表述。
田英就此总结说:莫斯科中译本之所以在语言风格和文字表达上与其他中译本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转变。《宣言》在中国的译介史可以很好地验证《宣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是真正的思想巨著才具有的魅力,因为它所承载着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即使真理的载体也必然服从于真理所揭示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