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爽

编者按

1920年早春的一天夜里，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一名青年正埋首译书。他的母亲端来粽子和红糖。走到屋外，她还特意问道：“红糖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添些？”青年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啦！”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他竟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这名青年名叫陈望道，他所翻译的正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过陈望道翻译《宣言》这段往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这则故事，也让人们对《宣言》传入中国的过程充满兴趣。党的百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不断传播推广、发扬光大的历史。

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以下简称《马通考》）出版。这套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本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做了适当的考证研究，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为此，本报推出系列报道，从《马通考》中摘录相关内容，整理《宣言》多个版本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感知“真理的味道”究竟有多甜。

1899年 国人初闻马克思恩格斯之名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 “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848年2月，《宣言》在英国伦敦首次以单行本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70多年来，它传遍了各个国家，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改变人类社会效果最为显著的著作。据统计，《宣言》在全世界已经用200多种文字出版，有1000多种版本，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

那么，《宣言》最早进入中国是在什么时间？

日前，经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创意策划，在百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与编辑团队的合力奋战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历经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03卷本的出版工作。这套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本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做了适当的考证研究，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马通考》多位作者一致认为，《宣言》是在1899年传入中国的。当年的2月和4月，《万国公报》分别刊载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及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宣言》的内容。

在第一章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还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在第三章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同年出版的《大同学》第八章还提到了恩格斯的名字：“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非常陌生的，这也导致在上述文章中出现了多处错误，如在第一章中把德国人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而到了第八章中又更改为德国人；在第一章里出现过的马克思，到了第三章又变成了马客偲，不知是技术错误还是作者认为这是两个人。

1907年 马克思肖像出现在中国书刊上

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二卷第十一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很明显，这是《宣言》的思想。1903年3月，由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 《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中有四处提及《宣言》。

19世纪末，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成员、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署名蛰伸，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发表于1905年11月26日的《民报》第二号上。在该文中，作者记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生涯并第一次扼要介绍了《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依据《宣言》的日文版并参照英文版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作者将该书的书名译为《共产主义宣言》。此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

此外，无政府主义派在杂志《天义报》上也介绍了《宣言》。

就在资产阶级各派纷纷研究、介绍《宣言》的同时，1907年，《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由世界社出版，该书在我国第一次登载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 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作了介绍。

《马通考》作者之一方红由此总结，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知，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为了找到救亡图存的真理，当时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作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择。《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传播开来的。

当时，译介的《宣言》以文言体为主，但已开始引入大量新的术语。尽管此时译者对《宣言》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或接受，但对《宣言》的片段性译介，从间接引述到后来的章节译介，篇幅越来越长，体现了《宣言》已经开始被国人关注和接受。

1920年 李大钊在北大建“亢慕尼斋”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也由自发翻译介绍发展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活动，并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十六号发表了《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

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六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摘译了《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的高潮。

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还筹建了名为“亢慕尼斋”（即英文共产主义音译，“斋”即书舍之意）的图书室。当时研究会已经有《宣言》的英译本，而且对《宣言》的研究已经直接从源文本开始。研究会的成立也为《宣言》的译介提供了更多的翻译源文本渠道和合作翻译形式。研究会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而且当时已经有从德文翻译的油印本。虽然研究会的《宣言》译本没有流传下来，但其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研究会的会员人数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后来的几百人，而且这些会员还深入到革命运动中实践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宣言》传播历史中从未有过的。

另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立的报纸杂志 （包括期刊、副刊、专栏和专号等各种形式），也为《宣言》的译介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宣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随着对《宣言》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不断加深，《宣言》全译本的推出势在必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宣言》的宣传者，当他们认定了它可以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性文件，并可在此理论指导下筹建自己的政党时，《宣言》全译本的翻译传播就显得非常迫切了。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了陈望道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