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叫头遍的时候，敬老院那由十来间平房围成的四合院里，除了夜里睡觉的呼噜声，开始有了别的响动。崖头上的青草偶尔被黎明前的风吹动，青草传来低语似的声音，含糊、闪烁，若有若无，但那种声音中有着植物的亲近。老鼠在地里偷吃了一春天的种子，现在开始白天在庄稼地啃青——刚结出的红薯或白薯。夜里，它们口渴，小心地出来找水喝时，肥硕的身子带起些微风，不知把什么搁得不踏实的物什轻轻地扇落到了地上，是一串已经返潮的干辣椒，或者是谁在头一天晒好的烟叶。那些东西在半空中轻柔地下落，又轻又慢。老鼠早就不见了，而那几样东西却画出弧线，在慢慢飘落。

看不见的奇迹让人醒来。四间正房中，人的声响出现了。有人憋着气使劲咳嗽；有人摸黑卷了一根烟，红火头一闪一闪的。鸡叫二遍的时候，有人趿拉着鞋出来解手，木头门摔得山响，门一开一合的当儿，空气中飘来了厨房角落里的炉灶上那口锅中剩下的小白菜汤味……这一天将和以前及以后的许多天相同，这一天充满了现实主义。而睡在厢房的院长姨父被半个世纪以来精确地控制着他的生物钟唤醒，在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看见了卧在房头、倒完嚼的牛嘴边的泡沫和崖头上的野花；屋里较劲儿似的咳着的是老玄，抽闷烟的是“大侠”，绰号叫“大侠”的人每天戴一顶旧到发白的帽子，慌张张出去的是哑叔。

这一天，哑叔运作着锄头，在满是大太阳地的山谷里锄完一条垄的单程时，“大侠”赶着四头牛，从地头的小路上向着沟外走。哑叔远远地看见了。哑叔像没看见。那些我们平日里经历着、感觉着或见到的事物，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觉得不踏实的话，只能证明我们之间的默契还不够。我们还不够自信，所以要借助一种形式来安慰自己。我站在姨妈家的大门外，看见哑叔与“大侠”在各自的视线内就那么淡淡地对望了一下，像电影中接头的人，各自走向自己的使命，再一次验证了我的比喻。

在这条山谷中，生长着世界上所有有名字的绿和没有名字的绿。听不见声音、说不出话也没有名字的哑叔，有着和大地最为接近的颜色。哑叔的头发蓬乱，被太阳一照，是棕红色的，酷似一棵他正手锄着的老玉米头上的苍缨儿，也是那种棕，那种红，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一个角度时，红缨儿里的纤维，哪一根被阳光晒个正着，反射出钻一样的光芒。哑叔裸着上身，绿裤子是受捐赠得来的，是一种别致的绿，搭眼看去，玉米地里的哑叔像一棵特大号的玉米。“大侠”在牛后面走过时，哑叔正在歇息。与他干活时发出的蛮力相比，休息时的哑叔，身上透出一种紧张后的松弛。这种松弛，使哑叔看上去老态毕现。一大早，哑叔还在院子里孩子般地追扑一只大黑蝴蝶，现在，哑叔身上透出的老是那种沧桑的老。有的人老了，老在脸上，老胳膊老腿。哑叔的那种老，是老在心里。哑叔实际上还不到60岁，但看起来，像个70多岁的人。

哑叔是痴人。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人住在乡敬老院里，并且，从他住进来起，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所以，哑叔是一直就这么痴来着，还是得了脑血栓之后才开始痴，他不会说，别人也不知道。有人说痴人不操心，但哑叔的额头上全是抬头纹。

绰号“大侠”的人放牛从来都是抱着鞭子。“大侠”抱鞭子的姿势很郑重：鞭鞘朝上，鞭杆儿朝下。“大侠”手里的放牛鞭从来不会朝牛挥动一下，那根鞭子在他的手里，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大侠”长着一张刀条脸，脸色通常很平。当“大侠”与哑叔在地头相遇时，你会惊讶于他们两人的不同。哑叔的脸，是一种经过抛光处理的、闪烁的铜色；“大侠”则是一种吸取的、亚光的白。慢慢地、小心地跟在牛后面，两只眼睛习惯地看着自己的鼻尖儿。乡下的道路安静，老牛又识途，他尽管看自己的鼻子尖儿，看累了，撩起眼皮儿，瞅一眼前面几步远的牛。“大侠”和牛保持着恒距：就是那么几步远。牛走，他也走；牛停下，他也停下。“大侠”一天里放牛的路线，全随着那几头牛的心情定：心情一般时，愿意走大路，他跟着走大路；牛想来一次休闲，会沿着山坡小道向着山里走；走累了，几头牛便趴下来休息；它们的目光掠过青草，看着它们抱着鞭子、面无表情、坐在不远处的忠实而沉默的朋友。

我认识哑叔的时候，是敬老院与企业工会联欢后不到一个月。我去看望姨和姨父二老，在离敬老院不出百米的姨家见到了姨，然后和姨一起去敬老院看姨父。

走进敬老院的院子，哑叔迎面跑了出来。姨用手势问他，那个这么高、这么胖的人在哪儿？

哑叔心领神会，带着我们来到院长办公室。进了屋，哑叔要走。姨父指了一下炕边的木凳，要哑叔坐下。哑叔知道自己获准可以陪我这个“客人”了，于是伸出手，向我竖起大拇指：“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哑叔安静了。

我和姨、姨父聊着家常。我发现，哑叔并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随着我们的表情，生动地转动着，好像什么都听懂了。在炕前不足两平方米的地上，哑叔将他的保留节目——模仿时装模特儿给我们认真地表演了一次，表演结束后，哑叔鞠了个躬，要走。姨父把他叫住了。

“给他点小费。”姨父说。

我从钱夹里掏出10元钱，递给哑叔，哑叔站着，不动。

“不能要。”姨父说，“给他1元钱，他不认识10元的。”

我换了仅有的几张1元面值的钱，这回哑叔高兴地接受了。他小心地将钱送到里怀，放在衣服深处的一个什么地方，还用手扶了扶，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放妥帖了。钱放好了以后，哑叔还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一直看着姨父。

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姨父就向他平伸出双手：还有什么事呢？

哑叔忽然有些扭捏地走近我，从方才放钱的衣服里把那几张1元小票又掏了出来，他的手翻动那些钱的底部，仔细地拿出一张四边已经卷曲发黑的见方纸片，双手递给了我。我好奇地接了过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姨父凑过来，看了一眼我手上的东西，忽然就想了起来，他的笑声被一阵咳频频打断，但我还是清晰地听见了，姨父说出了两个字：“名片。”

这是一张哑叔自制的名片：一张等边不规则的、比标准的名片大出一厘米左右的纸片上，歪歪扭扭写着三行字：

弓长口中

田

1146岁

三行字中，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但组合起来就让人费解了。还是姨父了解哑叔，他接过纸片，看了一眼说：“这是他的名字、性别和出生年月。哑叔大号叫张国忠，‘田’字是个‘男’字。‘1146岁’是说他是1946年出生的。”

这次是我竖起大拇指，向哑叔致敬。

在姨家睡到半夜时，我醒了一次。我确信我听到了青草的叹息和大地的诗句。奇迹无所不在，从叶子的边缘到河流的中心，从牛皮毛上的花纹到星星。有的东西在轻盈地下坠，有的东西在上升。我躺在土炕上，好像躺在世界的中心。来自山谷的迟缓感染着我。

鸡开始叫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