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冬柏
提示
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收录了陈平原围绕文学教育议题写的数十篇文章。十多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时，陈平原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这本新书尽管话题涉及面广，但归结起来，似乎都可以看成是对当年那一核心观点的持续坚持和渐次展开。
人文学：关乎精神和幸福
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总是会以某种或显或隐，或直接或迂回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打照面。在高考选择专业方向时，这个问题扑面而来。在选择恋爱对象时，有人会根据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划分择偶标准。更为习焉不察的是，这个问题还会演化为“无用”与“有用”之辩，几乎没有人能绕得过去。与实证特征鲜明的理工科相比，人文学科的无用性似乎只有程度之分，没有本质之别。极端者干脆宣布，既然“百无一用”，或者无甚大用，充其量为人生点缀而已，“华而不实”。
喋喋不休的文理之争背后，更为深层的是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恩怨情仇”。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教育的强调，必然关联着对科学、科技的反思。
哲学家张世英曾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按照这一划分来看，所谓理科，或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主要对应着人的求知境界。这正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的萌芽，但求知境界距离人生最高价值还有一段距离，“单纯的科学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对于科学的反思，西方思想界同样不遗余力。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哲学反思，胡塞尔专门写了本《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他直截了当地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以极开阔的眼光和博学的笔触，为回应文理之争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说得好，文化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作者也反思了人文学往往被边缘化的原因，比如教育过分市场化，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主张人文学者必须调整心态和表达，避免流于“说了等于白说”的无力。有意识地推进文学教育——当然，作者所说的文学教育，不是狭义的语文教育，或学作诗词、学写小说，而是把文学从一门专业学科的技术层面提出来，作为一种广义的人文教育——就是人文学者主动“拯救”人文学的一种姿态。
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以“有用”作为评判文理的标准，本身并非不证自明。究竟什么是有用？赚钱有用，可是幸福又有什么用？有趣、有意义、有价值，与有用之间有多少必然联系？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恰恰也是文学教育给人的启发吧。
殊途同归：人文与科学之交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全人类个措手不及。
人文与科学之间素来已久的比较，也借着这场疫情灾害，于茶余饭后发酵，在微信群里引发一幕幕“友尽”“拉黑”“退群”的事故：科学可以救命，文学且放一边。当年3月，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参与了这个话题。他说，面对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两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第一时间当然是需要科普，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
人文与科学、文学与实用，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两者之间需要一种良性的对话关系。对话，向来都是有难度的，好比两个“画地为牢”的人，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见解的权利，但就是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这里的障碍，其实不在于两种观点不可通约，关键是有没有一颗真正向往真理、观照现实、尊重精神的见识。
想起冯骥才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英国一所大学里听课，一位有名的教授上课时提出一个观点，与学生展开辩论，自己败下阵来，哈哈大笑。冯骥才跟教授打趣，说他今天是不是有点狼狈，结果他说不。教授解释，学生充分运用了他们的智慧，把自己辩倒了，自己就成功了。这种精神、这种趣味，不正是文学教育孜孜以求的境界吗？
其实，与作者“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相呼应，不由得想到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需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科学的好处”，而且这种“说”越是说得透彻，越是会发现其中“熟知非真知”的奥妙。于是翻了翻手头的《自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这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作品。书中有两句话值得如实记录，一句是“科学的实用成果有可能掩盖其真正意义”，另一句是“一群专家在某个狭窄领域所获得的孤立知识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陈平原的观点说：科学未尝不是一种教育，当且仅当我们真切触摸到科学的本质。
在一种完整而饱满的理解中，人文与科学本来就是殊途同归的，本就用不着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