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在他祖父一辈中，曾出过一位举人，任过教谕。父辈大排行11人，季羡林的父亲季嗣廉排行老七。而在11位父辈的后代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季羡林早年在家乡识字，6岁时离家去济南，来到九叔家生活。叔父对季家的“独苗”格外关爱，他希望季羡林多读书，将来有所成就。叔父亲自编一本《课侄选文》，其中多为理学的文章，供季羡林学习；他还禁止季羡林读闲书，集中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典籍。那么在叔父的眼中，什么书是闲书呢？就是《彭公案》《济公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旧小说，这些书却是季羡林的最爱。他在家中读书时，书桌上摆放着正经的课本，书桌下有一口装粮食的大缸，季羡林把闲书藏在缸中，趁叔父不在时，拿出来偷偷阅读；叔父出现了，再将闲书扔回缸里去。但回忆起那段生活，季羡林对叔父充满了感激之情，正是在叔父的努力下，他才能够读到较好的小学、中学，遇到一些优秀的教师，如鞠思敏、王寿彭、王崐玉、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中学正式的课程有国文、英、数、理、生、地、史，其中国文课主要讲解、背诵《古文观止》一类典籍，为季羡林打下中文基础，还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另外，叔父安排季羡林在课余时间参加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参加英文、德文学习班，每天学习到晚间10点，这样的生活持续８年多，为季羡林后来的学业，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进京参加高考，他只报考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当时季羡林志在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因此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4年。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在这4年中，他最大的收益不单是德文正课，还有一些选修课，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叶公超的英语课，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还有旁听或偷听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等名家的课程。季羡林记得，谢冰心将他们这些偷听课程的男学生赶出课堂，郑振铎却对他们很好，后来还结下了师生的友谊，郑振铎曾推荐季羡林的文章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再者，季羡林的同学中人才辈出，如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跟季羡林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清华四剑客”之称。还有“南北乔木”之称的乔冠华、胡乔木，都是季羡林的大学同学。季羡林记得，当时在历史系读书的胡乔木，一天晚上坐在季羡林宿舍的床边，动员他参加革命的往事。后来乔冠华与季羡林一起去德国留学。

大学4年，季羡林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他回到山东工作一年后，申报清华大学留德交换生，获得通过，拟去德国学习两年。1935年9月，季羡林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主修印度学。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参军离开，学校又将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请回来，为季羡林上课。在此期间，季羡林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37年，两年交换生学习期满，但受到战乱的影响，季羡林无法回国，生活遇到困难。此时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哈隆教授聘请季羡林为汉文讲师。哈隆教授是汉学专家，本人有著作《月氏考》名世。1941年，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主持下，季羡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这里补充两段故事：一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早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曾经与在那里留学的陈寅恪是同学，都是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而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位考据大师，正是吕德斯与陈寅恪。二是西克教授是研究吐火罗文的大师，有合著500多页的《吐火罗语语法》名世。在季羡林的教学安排中，原本没有吐火罗语这一门课程，但已至耄耋之年的西克教授，根本没有征求季羡林的意见，直接为他安排时间上课，季羡林说：“我只好下定决心，舍命陪君子了。”后来季羡林怀念西克教授，除去德国学者的彻底性研究法之外，还有那样的一番景色：下课后，天色已晚，落雪积得很深。那时战时灯火管制，长街上漆黑一团，季羡林紧紧地抓着西克教授的胳膊，搀扶着他缓缓地走在雪地上，四周安静得吓人，只能听到二人踏雪的脚步声。

1946年，季羡林结束留德10年，返回中国，经陈寅恪向傅斯年、胡适推荐，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安排，受聘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最初为副教授，但一周之后，又任命为正教授，这个由副转正的过程，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后来季羡林开玩笑说，他这么快转为正教授，应该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此后，季羡林一直任职到1983年。

读罢季羡林的读书经历，还有几件事情让人难以忘怀：其一，季羡林留学德国之初，他选课时立下大誓：坚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原因有二：一是鲁迅曾讽刺某些留学生，在国外研究老子、庄子，回国后讲的却是黑格尔、康德，让人鄙视。二是季羡林讲了一段故事：一位搞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投机取巧，主系选好后，副系选了汉学。口试时汉学教授问道：“杜甫与莎士比亚，谁先谁后？”结果他答错了。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必再提了。”其二，季羡林说，在他的一生中，国内有4位先生对他帮助最大：第一位是冯友兰，如果没有他签订德国与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根本没有机会去德国留学。第二位是胡适，季羡林称赞胡适毕生从事考据学，迷信考据学，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他还称赞胡适对陈寅恪的帮助，引用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诗写道：“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王观堂先生挽词》）第三位是汤用彤，没有他的提携，季羡林根本没有机会来到北京大学工作。第四位是陈寅恪，从学术方向到研究方法，陈寅恪对季羡林的影响太大了。季羡林在《水木清华》中赞道：“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其三，季羡林从1973年开始翻译《罗摩衍那》，到1980年第一卷出版，季羡林恰好去德国哥廷根访问，有机会拜见他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此时教授年事已高，住在一座养老院中。他见到季羡林奉上《罗摩衍那》第一卷，立即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责怪季羡林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啊，怎么弄起这个了呢？”可是教授哪里知道，季羡林开始翻译这部八卷本的世界名著时，他只是文学系资料室的看门人。那时他没有办法搞学术研究，自己又不肯虚度时光，所以才有了这部巨译的诞生，而且被国际学术界称为100年来除英文之外第二个全译本。其四，季羡林一生涉及的学术领域，荣誉头衔很多。但他自己总结，开列出14个研究方向：印度古代语言、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与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其五，季羡林晚年，将人类历史划分为4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于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肇始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前三者为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后，简要说一说季羡林最喜爱的书。有《史记》，有陶渊明、李白、杜甫、李煜、苏轼、纳兰性德的诗词文章，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而在众多“最喜欢的书”之中，哪一本排在第一位呢？是《世说新语》。季羡林称赞它“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当然，如此喜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老师陈寅恪“生平致力于读《世说新语》，几十年来眉注累累。日寇入侵，逃亡云南，此书却失于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