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海炎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应是既热切又冷静，但无时无刻不需要“有我”。

生活要热切，要“物我合一”，才能感受世间冷暖和千姿百态，高尔基常为自己过于关注他人细节沦为旁观者而苦恼，此之谓“不能入”。

但热切生活就能成为好作者吗？医生、侦查员、老师都见的人多且善于观察，怎么没成为作家？盖因作者还要让“自我”从“物我合一“中分离出来，冷静品味自己的经验，把它们提炼加工成具有艺术感的素材。福楼拜热烈献身于写作，经常为寻找一个精确细微表达色彩的词而通宵达旦，弄得精疲力尽，精神空虚。此之谓“不能出”。

纪德总结了“经验与写作”的理想关系：“有感觉，这就足够了，我将感受埋在记忆中，恰恰为了时间一到就写出来。在激动的当时，在迷醉中是写不好的；要回到自己的房中，夜间写作；这样，周围的事物都处于黑暗中，由想象力使之重新活跃起来的形体，在黝黑的背景衬托下，就看得更加鲜明了。” 写《红与黑》的司汤达可谓正面典型，他情趣丰富，敢爱敢恨，又不汲汲于写作，几十年磨一剑，终成大器，这才是“能入能出”。

经过了“热”与“冷”的烹煮，作家经验还需要独特语言的传达，才能带给读者审美享受。这也是纳博科夫强调的,“作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还应当是教育家和魔法师”。这“魔法”当然主要是指“语言魔法”。叶圣陶在1943年给沈从文《春灯集》写广告说：“作者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小说当然得有故事，可是作者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糅合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阎连科也认为，中国作家里，把故事与语言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是沈从文，“鲁迅的小说，读来未免有语言的突兀，老舍未免有带着京腔京调那种皇城根味，张爱玲那种才华的冷漠尽在语言中表露和凸显……反倒是我们一直未顾及的沈从文，在语言上的自觉与平衡，达到了至高的境界与完美”。

沈从文写小说的魔法棒是什么呢？沈先生金针度人，“贴着人物写”，这被很多人誉为“小说学的精髓”。什么是“贴着人物写”？沈门高徒汪曾祺解释：“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以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为例，欧·亨利主要靠“意外”故事取胜，故事大于人物；莫泊桑则在人物与故事之间取得了比较好的平衡，才有了《项链》《羊脂球》之类的杰作；而契诃夫似乎更牛，他故意打破故事与人物的平衡，“有着俄罗斯大地给他带来的，天然对人的爱的理解与情怀”。在我看来，沈从文的水平介于莫泊桑和契诃夫之间。

1980年，有人要把小说《边城》改编为电影，沈从文就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其中一句“依然没有翠翠的靓影”，被他改为“依然没有翠翠的影子”。剧本里写天保大佬见了翠翠“有点神魂颠倒”，被沈从文批评“不伦不类”。还有，傩送说：“爹，你莫问了……我求你了，你莫问了。”沈从文改为“爹，你不要问了……我求你，我就是不要”。沈老这么改，有两个理由：一是，语言要符合山纯水朴的《边城》语境，不能用太油腻、太书卷气的语言；二是，好作品应该力避恶俗的“形容词和副词”。用批评家的话说，“作者应该提供更多线索让读者意会到某个角色想睡、易怒或悲伤，而不是光用一个字搞定而已”。频繁使用修饰性的“形容词和副词”等于在告诉读者该怎么想，类似剧透，也就破坏了小说的想象空间和叙事美感。翠翠的背影美不美，应该通过小说的情节氛围以及旁人反应去表现，而不是一个突兀的“靓”字，更不应用油腻的“神魂颠倒”。这就是沈从文的“语言魔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