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加逊

提示

作为文明的载体与显现的人类语言，既是实在的物质，用于沟通、交流，乃至切实的经济生产、贸易，又是玄妙的心智活动，其工具性与神秘感的一体两面无疑给语言学学科的建构造成极大的困扰。在所有语言学流派中，《巴别塔之后》并不亲疏哪一派，乔治·斯坦纳提供的是另一种综合性视角。在他眼里，语言和时间共存。而对于二者的阐释，斯坦纳又突破了语言学科本身，是全书中最有人情味的“一跃”。

语言一体两面最大的悖论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客观地描述语言，因为永远不可能跳出语言本身谈论语言，人一张嘴，语言便是最狡猾的易形者或伪装者。语言会飞——飞矢不会停留在一个位置。语言与生俱来的“神秘性”注定难以被关进逻辑理论框架，它只能被描述，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斯坦纳关于语言的摹写很容易让我想起本雅明的“星丛”观，一种语言宛若天上一颗星，与周围的星连成独有的星座，但星座并非固定不变，只要想象力与关联交互一直存在，就有建构无限星座符号的可能。当然，星座也可以消亡。于是，在语言这件事上，描述关系永远比制定星座系统来得可靠。

1966年，乔治·斯坦纳沉迷《企鹅现代诗歌译丛》（后以“从诗到诗”为题重刊）的编辑工作。编纂过程中，与关注翻译的诗人、学者的交流令他激动不已，便萌生将体悟落笔成册的想法，终写成了一本跨文化研究的大书。很大程度上，《巴别塔之后》这本看似“事关翻译”的巨著需要规划并开拓出自己的领域，才能释放其无以替代的能量。翻译只是语言学领域乃至语言学与各学科领域交织而成的文明之网的一个小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已经繁复到无以辨明的危险境地。以“巨”相称，一则因为长达50万字的文本犹如浩瀚的天宫，建立在大量相关著作的基础之上，所引用的历代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及其理论贯穿了语言学、诗学、文学研究的历史，每一块用以建构的砖石纹路都值得细细品味；二则，它所释放的强烈文化拓扑意味，令人们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能感到满意。“巴别塔”之后，才是语言学的开始。乔治·斯坦纳降下一道又一道的黑暗，堆叠的语言仿佛厚重的地质层，既关乎时间又关乎空间，化身为问题检索库，指引读者向未曾探究的思维领域走去。

停不下来的“翻译”

几乎没有哪个重要文明缺乏自己版本的“巴别塔”传说。隐喻背后所诉说的并非宗教层面上的惩恶或训诫，这个故事根源于一种极为神秘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引起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探问，一个从未被得到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人要说千万种不同的、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但传说无疑表达了人们生命及文化史中永不或缺的主题——翻译。翻译因人类语言的不同而存在，自从有历史记录的开初之始便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最熟悉的、离得最近的东西鲜有知觉。在最为基本的交流中，翻译完全是隐性的；它显现在地球上上千种语言的共存和互动中。一方面，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对意义进行表达和解读；另一方面，人类的语言又极为丰富多样。日常中，人们操持着各式各样的“翻译”，这不仅仅包括不同语种之间的互译，那只占翻译很小一部分的构成，更多的翻译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尤其是针对同一种语言内的翻译。比如，现在对过去文本的诠释，男性语言主导历史书写所导致的女性语言的遮蔽与孩童语言独特的运作方式，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彼此间从未落下的高墙，翻译即解读与对话等等。所有关于“翻译”的层面以及跨领域的交互，都在斯坦纳的放大镜中一一被检视。“翻译”在斯坦纳笔下成了长着飞毛腿的百科全书，人们总在背后气喘吁吁地追赶着新一轮次的言语“复活”，以探究那些语言到底作何解读。

诚然，每一次翻译，每一次解读，放在历史中看，都不是确定无误的，正如艾略特说过的，“任何新作品出现的时候，所有历史上的作品都要跟着动一动。”语义可以随时间环境而流转，随解读它的人而各有侧重，它是无果的。但另一面，无果的解读并非徒劳，“翻译”的本质恰恰是重复，每一次重复都是人类就文明展开又一种视角的思索与试探。没有不间断的复活，我们就只是魍魉。文学，若离开自身语言内部持续不断的翻译，便没有生存的可能。依托传统惯例，艺术才能被解读，它的语义陈述才能被代入我们自己的习惯语汇中，否则，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是天地初开般混沌的静寂。艺术和文学的存在，一个群体所感受到的历史事实，都有赖于永不止息的内部翻译行为。于是我们终收获了如此多的丰盛。

时间之河里游过“未来时”的人

我还记得幼年第一次认识到人能够对遥远的将来进行陈述时感到的震撼。我站在窗边，想到自己站在一个平凡的地方，想起这是“现在”，而我能够说一些句子来描述50多年后的天气和身边的树木，顿时敬畏感遍布全身。在我看来，将来时，尤其是将来虚拟，拥有一种文字的魔力。——乔治·斯坦纳

语言和时间共存。斯坦纳对于二者的阐释突破了语言学科本身，是全书中最有人情味的“一跃”。语言发生在时间之中，每一次语言行为，不管是说出的话还是内心的声音，都要“占据”时间。它能在时间上得到测量，它与时间一样，都让人觉得无法逆转的、从我们身边溜走的东西，在被认识到的那一刻“逆流回来”了，最大的惊喜来自“动词有将来形态”。人类设计出了一套语法规则，能够连贯地表达明天、未来几亿年后织女星的位置和亮度。语言投射的八面玲珑，以及它能够表达的预测、怀疑、暂时性、推断、条件和希望之间的细微差异，可能是大脑新皮层的最重要成就。它把我们和更为原始的哺乳动物区分开来。

斯坦纳坚信关于未来的语法是专属于人的发明。灵长类动物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但是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它们不会储存工具供未来使用，动物从来不会思索“未来”或者相信“未来补偿或汇报”之类的事，它们更关注“当下”。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语法“发展了人”，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会使用将来时的哺乳动物，只有人为明天而活。与保罗·策兰在《换气》中说，只有人类，可以“在未来以北的河流中”撒网是一个意思。向前推断和预测的“虚构叙事”在人类意识中远不止是一种用处狭窄的额外收获，它们是攸关人类存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保留能够体现未来的概念和言语行为，对我们人类的存续和演化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堪比做梦之于大脑。没有未来，理性会枯萎；关闭未来和一切感悟之门，所有知识也将沉寂。没有生命在将来时陈述中不断更新的跃动，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个人史和社会史。这些跃动构成了易卜生所谓的“生命谎言”，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我们的心灵，乃至生理的存续有赖于此。我们的语言构造在句法上有根深蒂固的向前的传统，带有明确的方向指引，这令我们一直能保持达观。通过表达未来这个共通的习惯，人们忘掉，或者说“无视”了自身会消亡这件确定而必然的事。

书的最后，斯坦纳称：“艺术是关于先前的艺术；文学是关于先前的文学”。“关于”一词一针见血，它凸显了至关重要的依赖，表明先前的作品或一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在被完成作品存在的原因，文明亦然，作为文明的载体与显现的语言更是如此。“关于”语言，以及语言的“关于”，它回馈我们的沉重与辉煌同样多。那些反复被翻译书写的语言飞过了所有的天空、所有的人，于灵魂或死亡之上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