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莉莉

自鸦片战争以降，现代科技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鲁迅曾在其杂文《科学史教篇》（1907）中以洋洋洒洒数千字，论述了西方科学的缘起，探究了何谓科学之精神，且总结了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在鲁迅时代，“科学”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取代“格致”一词意味着传统的儒家自然观正式让位于西方的科学体系，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器”（物质）的层面上升到“道”（价值）的层面。如今，“科学”已经融入我们日常词汇，但追溯科学的历史仍然是一个略显生疏的话题。

现代科学发展至今300余年，科学史研究也不过百年，相对于其他传统学科，二者都还很年轻。上世纪初美国学者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第一个科学史系，这才使得科学史得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然而，萨顿之所以被后人誉为“科学史之父”，不仅因为他完成了科学史的学科建制化，也在于他为此确立了一个响亮的纲领——“新人文主义”。在萨顿看来，人们往往以科学成就来理解科学，而忽略了科学的内在精神，科学史的目的就在于重新发现这种精神，并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

当然，大众在看待科学的进程时经常会犯“尤里卡综合征”，即把科学事件简单化，或将科学史视为天才人物的发现史。这里要澄清的是，树立科学家模范或渲染科学发现的故事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并无太大干系。科学史也不等同于“科学的历史”，因为除了科学技术之外，只要与人类认知体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纳入其中，包括古代的神学、炼金术和占星术等等。因此，与其说科学史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就像田松在书里写到的那样，科学史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江湖。

科学史“避坑指南”

在接触科学史这个领域，批判性思维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很容易被一些捕风捉影的言论所误导。《科学史的起跳板》这本书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画了读史的一些方法，既可以说是一块“起跳板”，也可以说是一本“避坑指南”。

首先是关于历史真相的讨论，即历史是否有其真实的面目呢？这就和追问“客观的物理世界是否存在？”一样充满了争议，实在论者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的世界，而反实在论者则认为一切源于我们的感知，绝对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同样的，通常我们会在直觉上认定某些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过的，但一旦你要去描述的时候，又会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历史学寻求的是对全频时空中事件集合的解释，但问题就在于，时空是持续变化的，而我们自身也是诸事件之一。残忍地讲，在一个不以时间为界限的领域里，任何有限的研究都要遭受这种不确定性的考问。

其次是如何对历史进行阐释。一个是尺度问题，同样一件事，以100年的眼光和以10000年的眼光看它，面貌可能就迥然不同了。另一个是模型问题，现实是纷繁复杂的，当我们寻求某种确定的解释时，就不得不按特定的故事逻辑去简化它。借用田松的比喻，历史学家其实是“历史的剪辑师”，他们按照符合自己信念的标准来呈现历史图景。因此，了解历史是一回事，对历史进行合理的阐释又是另一回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思考史实的真假，更要警惕我们所代入的那个模型，如果可能的话，历史学也应该像科学一样具备随时被证伪的开放性。就如尼采所言：“绝对没有人知道将来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就其本质而言，过去也许仍未被发现，我们实在还需要许多对一切重新诠释的能力。”

再者是对历史细节的推敲。这里援引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上个世纪，贝尔实验工程师因为注意到天线系统中不可消除的噪声，发现了宇宙的背景辐射，从而间接验证了宇宙大爆炸理论，最后拿了诺贝尔奖。有趣的是，得出这个实验结果的两名工程师当时并不知道大爆炸理论，而和这个理论相关的科学家却由于各种巧合无缘此项殊荣。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中数不胜数，科学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特定的知识背景作铺垫，但科学发现的过程却充满了各种各样耐人寻味的偶然，你永远不知道胜利之花会开在哪片枝叶上。读者若能带着这样的“放大镜”去探寻，势必会在那些隐秘的历史细节中窥见别样的风景。

最后，我们应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具体的概念，而概念的演变也体现了我们对事物看法的转变。在科学史领域，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是“17世纪究竟是否产生过‘科学革命’这一事件”。这其实取决于你如何理解“革命”这一概念，要说完全与古典世界决裂才算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实际是不存在的，不管是伽利略还是牛顿，他们的思想中都或多或少带有旧世界留下的痕迹。更何况，“革命”这个词要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才流行起来——用来形容那些具有戏剧色彩的时代拐点。但更多时候，历史则是处于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带。

科学与“人的向度”

英国学者C.P.斯诺曾对现代生活中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分裂现象表达过不满：一方面是傲慢的科学家群体对普通知识的偏见，另一方面则是人文知识分子因过度沉迷自我意见而对科学技术盲目曲解。政治学家沃勒斯坦在其《所知世界的终结》写道，斯诺所言的“两种文化”其实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独有的知识结构，在其他的历史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并未明确地设置界限。换言之，对“真”的追求与对“善”和“美”的追求被现代人割裂开来了，知识的累积似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德行增长。这也是为什么萨顿在创建科学史时极力呼吁：“历史学家的职责是恢复人的个性，而不是计数其科学赘疣。”

《科学史的起跳板》的作者田松一直关注着与科技相关的社会问题，致力于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是一位深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本书的立意就是要秉承科学史学科的人文关怀，反对狭隘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因为它以“科学”而不是“人”作为知识的向度。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读史的意义在于明确人的坐标，使我们不被自己创造的知识与工具所裹挟，而广博的历史视野或是治疗这个专门化的时代的一剂良药。鲁迅虽曾惊叹于西方人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盲目崇拜可能会带来另外的危险，因为从整个人类文明的维度来看，科学只是其中一种知识类型，而任何单一的文化都会招致人性的贫瘠：“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提示

科技昌明的时代，读史的意义在于明确人的坐标，使我们不被自己创造的知识与工具所裹挟。《科学史的起跳板》以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为脚本，介绍了科学史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该书的立意不在于阐述具体的史实，而在于提供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一种重新认识科技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它旨在激发人们对于知识与技术的反思，在现代与传统的断层中重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