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璐

提示TISHI

1950年至1957年，共有600多万群众投入到治淮工程中，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淮水东流应到海——这是中国水利博物馆新中国治淮70年主题展的名字，对其含义，馆长陈永明这样解释：“1950年淮河特大洪水让豫皖苏受灾严重，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蓄泄兼筹’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治理淮河的第一项重点工程便是建造苏北灌溉总渠，这让淮河在800多年后再次重新拥有入海口，而这句古诗正为此意。”

迎面，一块红色展板上的大字吸引了记者——“千军万马上淮河”。“这里的‘千军万马’不是虚数”，陈永明说，“从1950年冬天到1951年，有近300万人投入治淮一线，苏北灌溉总渠便是这个时候完成的。”

“300万人，多么壮观啊！”记者脱口而出。“没错”，陈永明指向墙上的老照片，照片上长龙似的队伍站满了工地，“那时的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工之间相互竞赛。为了筹集木料，大家把盖房子用的木头，甚至老人的寿材都捐了出来。”

建渠的场景在《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中，还有更细微的描绘：寒冬，冰面上覆着半米厚的积雪，但民工们毫不退缩，卷起裤腿就跳进冰水，戽水、挖泥、挑土，4公里的水堰如期完成。工段里有淤泥怎么办？大家就跳进去拿木板一点点推……“最后，168公里长的苏北灌溉总渠，800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任务，只用了80多天就完成了。”陈永明说，“80多天就干完了，太伟大了。”这句感叹正体现了中国速度和人民力量。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曾这样评价：“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

“在建渠的同时，佛子岭水库也在筹划”，陈永明介绍，“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亚洲第一座、世界第三座连拱坝。”

在当时的背景下，建造佛子岭水库的大多是刚走出学校的青年技术人员，他们白天坚守一线，晚上在草棚里互相学习分享，所以佛子岭水库被时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称为“佛子岭大学”。“水库建设的场面同样壮观，工地施工人员最多时有一万多技工、近万名民工。”陈永明指着一块蓝色展布说，展布上记录着佛子岭水库及其他工程的信息。

今天，在佛子岭大坝的中央，还可以看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大字，似是在诉说着当年建坝大军的决心。

简易的工具做成伟大的工程

走入下一个展厅，在尽头处摆着几个“大家伙”。

“你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吗？”面对陈永明的提问，记者摇头，“它们都是治淮时期劳动人民的发明，先说这个。”陈永明走到一个类似圆滚筒的东西旁，“它叫‘肋木填砂石滚筒’，你看这里有一个小开口，是可以往里放东西的。”

记者看向陈永明手指的地方，有一个小圆洞。“是从这里加东西然后让滚筒变重吗？”记者问。“没错，在治淮初期我们修建了很多土石坝，为了让土料紧密、提高坝体强度、减少渗水，施工时要一层层地铺土、碾压。没有石碾怎么办呢？人民群众便发挥聪明才智，用木头打造了这种中空的滚筒，从这个小窗口填砂石，填满后总重将近1.5吨，这样就可以将原本疏松的泥土压实啦。”陈永明说。

走到滚筒的背后，记者又看到一个类似独轮车的木质工具，“这个又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叫‘前进式打夯机’，人蹲在这个上面，一跳一起就可以带动轮子前进，同时带动后面的夯石抬起，整个过程一人就可以操作。在那样艰苦的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靠着这样的发明和创造，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水利项目，他们用简易的工具，做成了伟大的工程。”

“我先说一组数据”，陈永明做了个铺垫，“水库6300余座，开挖人工河道2100多公里，建设堤防6.3万公里，各类水闸2.2万座，这是70年来新中国的部分治淮成果，它们并不只是数字，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和力量。在这之中，我想介绍一项，就是淠史杭灌区。”

“它的有效灌溉面积有1000多万亩，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天府之国’，改变了江淮丘陵地区干旱缺水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灌区水利体系为淮河干流削峰滞洪，是淮河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屏障。”陈永明说。

走完整个展厅，有种意犹未尽之感，“凝聚着百姓和水利工作者智慧的治淮成果还有很多，它们对现在的水利建设也有重要意义，推荐你们去淮委看看，那里有更为专业的治淮陈列展，相信你们会收获更多。”陈永明说。

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杭州到蚌埠，高铁不到三小时。

在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的路上，记者再次看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标语，似乎采访从这时便已经开始。

淮委的治淮陈列馆有两个展厅，一展厅的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新中国的治淮历程，三河闸、佛子岭水库、临淮岗工程、茨淮新河工程……那些熟悉的水利工程名字接连进入记者的视线，而随着年份的临近，展板上的照片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从工地上的劳动场景，变成了青山绿水的水利工程俯拍图，变成了淮河两岸人民幸福生活的画面。这变化既是时间关系，也是因果关系。

在一展厅的角落，一台小机器的屏幕上显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流域性大洪水淹没范围示意图，1954年、1991年、2003年和2007年，四次大洪水淹没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解说员顾梅介绍，洪水淹没范围的缩小说明淮河流域的抗灾减灾能力在不断提升，而2007年那次洪水是一个转折点，“2007年的洪水量级大于1991年，但成灾面积却较之减少60%，我们的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对于去年的淮河大水，我们又如何评价呢？”接着顾梅的思路，记者问。“2020年淮河大水可以说是对我们70年治淮成果的全面检验，我们也交出了无一人因洪水伤亡、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的‘高分答卷’。”顾梅说。

70年来，国家一直把治淮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予以推进。在《新中国治淮70年》白皮书中，记者找到了这样一组数据：12次治淮会议、治淮19项骨干工程、38项进一步治理淮河工程任务、70年治淮总投入共计9241.5亿元、直接经济效益47617.9亿元、投入产出比1：5.2。这些数字体现着国家对治淮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治淮精神的延续，有更多的水利人奋战一线，保一方平安，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工程建设管理局原局长宁勇便是其中的一位。

“质量是干出来的。”这是宁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临淮岗工程的建设，宁勇几乎放弃所有休假，即使腰椎间盘突出也坚持在工地指挥，一个小马扎就是他休息的地方。直到工程竣工验收后，他才做了第三次腰部手术，4根钢钉植入这个汉子的身体里，也陪伴他参与了更多水利工程建设。

走进二展厅，在一个玻璃展柜中记者看到了绣着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批示的锦旗，似是与来淮委前看到的标语相呼应。走出展厅，一个贴满字条的展板摆在大厅中央，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淮河母亲我爱你”“祝淮河以后都不会再发大水”……这些稚嫩的笔迹来自前来参观的小学生。

是什么力量让千里淮河水安然入江入海，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河流改变模样？从杭州到蚌埠，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已经找到了答案——这力量，来自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