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宁

今年是马勒逝世110周年，如果不是疫情影响了全球演出机构和音乐厅的运营，各种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必然成为世界音乐盛事。在上一个10年，马勒逝世百年纪念，全球几乎每一位古典音乐巨星、每一座辉煌的音乐厅，每一个古典音乐FM都参与了纪念马勒的活动。而再上一个10年，是2001年，全球电台和乐团轮番演奏马勒的作品。马勒几乎已经是全球乐迷心中表现冲突、挣扎、不安的最佳古典音乐代言人。

就像古典音乐中的重金属“九寸钉”，当人们感到不祥已经笼罩，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绝望后遭到冷漠嘲讽，马勒的作品总会被人提起。以诠释马勒作品而闻名的指挥家滕斯泰特曾经这样理解他：马勒乃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预言者。

贝多芬是英雄主义燃烧的痛苦，而马勒是燃烧过后被灰烬浓烟吞没的沉痛。

在古典调性音乐几乎走向极致之后，在12音体系瓦解旧体系之前，马勒为什么会成为跨时代的超级巨星？

《为什么是马勒》讲述的恰恰是这种让人战栗发抖的和声，却越来越让人着迷的背后故事——一位天才音乐家享受的盛名与诋毁，体会的极乐与痛苦。虽然安逸一生的埃德加可以写出撕心裂肺的《殇》，潦倒不得志的舒伯特谱出众多甜美的旋律，但是马勒成功与艰难交织的复杂一生，却与他的作品凝结成了充满魅力的传奇。人格命运一旦与作品形成某种隐喻和映照，受众更加痴迷于巨星宿命般的故事。

马勒一生充满冲突矛盾。

马勒是犹太人，青年求学时代在维也纳度过，当时排犹情绪愈演愈烈，仇视情绪让马勒选择了低调而谨慎的生活方式；而一进入音乐领域，才华和执着又让他为了追求“精确”，不惜与一切人为敌；瓦格纳是有名的排犹主义者，彼时如日中天，身为犹太人的马勒却对他无比崇拜，瓦格纳去世当天他哭天抢地；他追随的另一位大师布鲁克纳，即使在邀请他吃午饭时也不掩饰对他犹太身份的轻视，但马勒却称他为“音乐上的父亲”。马勒一生都被排犹者攻击，而他迎娶阿尔玛时举行的是基督教婚礼。

马勒，一直享受着指挥家的盛名，而他自己最看重的作曲家身份，却常常被攻击。他28岁就已经受聘成为当时哈布斯堡王室第二重要的剧院——布达佩斯剧院的音乐总监，得到高薪；然而刚刚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后，又因为上演自己创作的“交响诗”过于离经叛道，把观众吓得不知所措。一方面，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时，成为至高无上的暴君，对乐手和明星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不许观众迟到，为了自尊与骄傲，马勒不肯巴结维也纳的乐评界，甚至一度威胁与他作对的媒体；一方面，他远渡重洋受聘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为了迎合观众，缩短了瓦格纳的作品，被乐队董事的太太们指手画脚。

马勒的爱情生活，同样充满话题性。他迎娶的维也纳文艺缪斯阿尔玛，是19世纪初众多活跃在维也纳的艺术家的社交中心人物，美丽而富有才华，韵事不断。阿尔玛性格复杂，既陶醉于男性的膜拜又不甘于躲在男性光芒背后，既有展露才华的愿望又有虚荣浅薄的欲望，她的轶闻也一直是电影和小说的热门题材。她深爱过马勒，婚后又出轨，而一向以毫不妥协刻薄严格著称的马勒却选择了原谅她。

马勒一生都在面对死亡。童年失去了最喜爱的弟弟，成年血痔核和周期性的头疼常常折磨得他痛不欲生，青年时代失去了双亲，他创作了《亡儿之歌》，被阿尔玛指责不该拿“天命开玩笑”，最后他们的大女儿早夭，让这部作品的悲剧色彩更加沉重。

19世纪与20世纪交际时，世界正在巨变：爱因斯坦已经开始了狭义相对论；铁路运输已经成熟，工业巨轮飞快旋转；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已经开始离经叛道地尝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打破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认识；而马勒敏锐地感受到了世界既有规则的破坏即将到来的动荡，他赋予音乐的即时性和开放性，让庄重与嬉笑共舞，让痛苦与狂欢共进，让今天活在巨大压力下的人们仿佛听到来自内心放大的心跳。

在音乐的圣殿里，贝多芬是大祭司，莫扎特和门德尔松是圣徒，而马勒就像学会了黑魔法而被误解的命运先知（哈利·波特骑上扫帚飞向天空时，确实配乐是马勒的《复活》交响曲），他紧绷而不合时宜，在黑斗篷的阴影中，一直在用音乐阐释着古老的认知：人在世上的一切作为没有绝对的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