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婷婷

提示TISHI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

一切从实际出发

盛伟民戴着一副花镜、盯着桌案上一本厚厚的社区志，阅读停顿之处，还不时地添上几笔。看到记者进来，他撂下笔，摘掉眼镜，展了展衣襟，招了招手。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头儿”有着多重身份，是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和合社区文化礼堂的理事长，是社区文艺队的带头人，是原和合村村干部，也是《和合社区志》的主编。

400多页的《和合社区志》里，名为“和合调查专记”的篇章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一。“这一章很重要，它记录了60年前中央调查组到和合生产队开展农村调查的历史。”盛伟民说，“那次的浙江调查足足有100天。”

“和合调查”始于1961年1月。关于开展此次调查的背景，还要从党的八大说起。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明确阐述，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同时，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取决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1957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提振了党和人民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磅礴气势，但同时，部分领导干部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苦干蛮干，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从1958年11月开始，党中央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中央组织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开展调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开展典型调查。

中央派出的调查组之一——由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带队的调查组，来到当时位于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的和合生产队（今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和合社区）。

帮助人民解决困难

《和合社区志》中的“和合调查专记”，记录了一位名叫“王老五”的人物。

“关于王老五，说来话长。”盛伟民说，王老五是当时和合生产队第四小队的村民，“1960年，他们一家7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草房里，日子过得很困难。中央调查组专门到他家了解过情况。”

和合社区文化礼堂二楼建有“田家英和合调查展室”，详细记载了那段不寻常的日子。展室里还有一份根据王老五回忆整理的笔记——

1961年，王老五家。1张竹垫、1张地铺、3条被子；1只行灶、1张破桌、3条板凳。

王老五坐在板凳上，面对中央来的“大干部”，紧张得连茶水都忘了烧。“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把家里的情况、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看出了王老五的顾虑，“大干部”和气地说，“我们来调查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

其实，王老五这两天听到不少有关调查组深入细致工作、和村民同吃同住的事情。眼前的这位“大干部”，就住在村民家现搭的“柴地铺”上。王老五打量着这位“大干部”，一身中山装，笑容和蔼，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让他放松下来，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大干部”边听边问边记，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

“王老五说的‘大干部’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盛伟民说， “有一天晚上，调查组正在梳理笔记，生产队的干部觉得他们日夜工作太辛苦，特意拿了一小袋番薯来给他们加餐，被田家英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这儿做调查，决不搞特殊，这番薯我们不能要’。”那时，盛伟民只有13岁，但这件事他一直记在脑海里。

正是因为这种同吃同住、不搞特殊的工作作风，让田家英跟村民们迅速打成了一片，成为大家信赖的“田同志”。

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说

根据《和合社区志》记载，调查组在和合工作期间，要么住在村民家，要么住在生产队的抽水机埠房里。白天走访调查，晚上睡在一张用稻草搭的“柴地铺”上，直到小学放假后，调查组才搬进校舍里。

盛伟民告诉记者，调查组有一个工作原则，叫“敢想敢说不敢做”。“敢想敢说”是指敞开思想，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敢做”则是不对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意指挥。

在和合，调查组走遍了生产队的各个角落，与村民、干部促膝座谈，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掌握了生产队的全部情况。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份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向党中央传递了大量地方信息，毛泽东当即就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提出意见。这份调查报告还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的出台。《农业六十条》颁布后，率先在和合生产队展开试点工作。资料显示，和合生产队的变化立竿见影：过去白相（玩耍）人多，现在劳动出勤的人多；过去上街看戏多，现在上街积肥多；过去荒地白田多，现在开荒绿化水面多……随着《农业六十条》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到了1962年，嘉善县的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正常年景。”盛伟民说，“这一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26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25.5%；粮食总产量13.87万吨，比上一年增加41%。”

此后几年，嘉善县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村形势日益好转。到了1965年 12月田家英回访时，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也使党员干部更直观、更深切地认识和掌握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思想和作风上更加坚定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