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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发展质量的重要命题。《在城望乡》从“现状”“历史”“土地”“治理”与“出路”着眼，抛开就农村论农村的一元化解读模式，通过多年实地调研与学术研究，努力探寻当代中国城乡格局的变迁与农村发展问题的现状，试图将城乡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解开城乡协调发展的密码。在见证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同时，本书带领读者认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进而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脉搏。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构成了曹东勃的研究视角基调。作为一名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厚情感的年轻学者，曹东勃长期聚焦并致力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上海市郊、东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这让人似乎看到费孝通的某些遗风。

在《在城望乡》中，曹东勃回顾了新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抵近观察并分析了离乡务农的“农民农”（外地农民去大城市承包土地继续当农民）、土地开发、社区治理，以及家庭农场等农业创新现象。当然，仅凭一本书试图解答中国农村所有问题不太现实，但曹东勃扎实研究学术确实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线索，对于出身于农村的笔者来说，在倍感亲切之中又似乎看到了许多曙光。

曹东勃写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掀开了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序幕。小岗村的突破，本质上是农村地权政策的破茧，即打破了农村耕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间的坚冰。随着承包制的推广，长期困扰农村的温饱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渐获解决。

紧随其后的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兴旺曾一度让人看到农村快速崛起的希望。但这种模式很快遇到了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诸多瓶颈的掣肘，单纯的低劳动力成本，并不足以为乡镇企业更高发展提供更为持久的发展动力。这同时意味着，走“粗放的工业+农业”混搭模式不太可能推而广之，毕竟市场总是逐利而生。

从农村出走，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打工，自然成为后来众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明智选择，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数高达2.9亿。农民工的社会性流动，初期虽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但最终还是推动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解冻。当个性化利益驱动渗透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时，农村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便不再掩饰。先富起来的人先是搬到镇上，再到县城，脱离农村身份和生活是许多农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许多农民一旦手头阔绰，便会像城里人那样盖楼房，模仿城里人的生活点滴。

事实上，摆在外出务工农民眼前的除了收入问题，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归属感，这一矛盾在“农民工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父辈半路“洗脚进城”不同，他们从小便生活在城里，除了户籍区别，他们的日常与城里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在父辈心底，打工终究是一种临时性的谋生，故乡才是自己的归宿。

城乡二元户籍破冰，无疑有助于打破农民工的身份枷锁，至少有助于“农二代”城市归属感的建立。作者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农民增收方面，对农民归属感问题关注有限，让人略感遗憾。

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馋，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农村物资匮乏的写照。

作者聚焦上海城郊外地农民承包当地农民土地，用于种植瓜果蔬菜的现象，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农”。与其他务工人员不同，“农民农”虽然离开家乡，但仍旧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作。“农民农”现象本质上是经济梯次发展的合理写照。不过“农民农”仅仅局限于城乡接合部，对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参照意义有限。

借助机械化实现规模化种植，这是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除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平原等少数地区，我国农村普遍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均较差，因此，在人口密集地区，通过机械化的规模种植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并不平坦。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将粮食安全作为底线，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近年来，在城市发展土地供给需求旺盛前提下，中东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洗脚上楼”举措。此举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工业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给“上楼”后的农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毕竟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稳农业就是赋予一定的地权，这是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真理”。农村土地流转是曹东勃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流转直面农民失地风险，所以至今仍只能小心翼翼地试验。

关于农村发展，曹东勃提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呼吁企业家下乡。富裕的农村，大都有一批出色的企业家。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生产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农民手头虽并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出现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新一轮立足农村、善于团结更多农民的企业家的出现，更多人只能寄望于外出务工实现收入增长。

农村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曹东勃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个熟人社会，那么在农村地区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大多数农村是族系聚居或姓氏聚居，一个自然村往往是一个族系或同一姓氏。

曹东勃对重点考察的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给予了足够关注。近年来，类似松江这样，紧邻大中城市周边的家庭农场、休闲农场确实有如雨后春笋，也为当地农村带来了许多新兴希望。但由于土地承包期限等问题，急功近利的投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并非没有前提，那就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相对较好，方便城里人周末游。相较而言，远离都市的农村受制于距离，还有交通条件等问题，几无照搬此类模式的可能性。

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无论在乡望城还是在城望乡，这样的换位思考都很重要，不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发展决不能照搬城市发展的工商模式。曹东勃的研究虽然提供了有益探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农村地区现状各异，无论是作物种植还是地理条件千差万别。

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是政策红线，也是我们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底线、社会稳定红线。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有必要释放土地更多红利，让土地利用开发短线变长线，变一枝独秀为百花齐放。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或在于，大力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这又回到曹东勃前面的话题，就是变企业家下乡为孵化农民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