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 舟

提示

考古被证明是重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不可取代的方法。无论是三星堆、汉代金棺，还是泸州宋墓、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近年来四川不断出土的这些文物，一再刷新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寻蜀记》的作者萧易历时十余年，一一检视这些遗迹，不仅从微观角度重现了四川失落的历史，实际上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自身的理解，因为这更进一步证明：在“大中国”这个框架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既具备一定的共性，同时又有着自身精彩纷呈的特性，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如果从文明的整体性角度讲，四川是中华文明内部最为内向的地方文化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得归结于其特殊的地形：四川盆地足够富饶，能养活上亿人，但与此同时又深处内陆、四面环山，“蜀道难”使得对外交通向来不便，构成了一个封闭自足的独特区域。多年前史学家王笛因此将清代至近代四川的开发历程称之为“跨出封闭的世界”。

可想而知，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里，跨越群山的交通更艰难的时代，四川更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特殊存在。前人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这意味着，四川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更自成一体、受外力控制更弱，但与此同时，它仍然在“中国”这个大系统之下，并未真正隔绝。这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四川文化的地方特色，因为这种弱联系下的相对自立状态，使一代代的四川人能有选择地采纳、筛选、回应外部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具一格的当地文化。

最能体现出这种独特性的，便是1986年三星堆文物的出土。黄金面具、青铜神树、纵目人像……这些前所未见的文物震惊世界，对公众而言是巨大的谜团，而学界对如何解释这一“失落的文明”、重写西南历史，也众说纷纭，甚至有人猜想这是远古外星文明的产物。之所以如此，正如饶宗颐在《西南文化创世纪》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

这也是不必意外的事。历史记载势必以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为重，而四川盆地即便长期承载着全国1/10的人口，但它毕竟仍是“边缘”。最早记载西南史地的方志《华阳国志》至东晋才问世，即便如此，很多地方性的文化生活仍然多有遗漏。萧易在《寻蜀记》中强调：“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

在这方面，考古被证明是重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不可取代的方法。无论是三星堆、汉代金棺，还是泸州宋墓、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近年来四川不断出土的这些文物，一再刷新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萧易历时十余年，一一检视这些遗迹，不仅是从微观角度重现了四川失落的历史，实际上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自身的理解，因为这更进一步证明：在“大中国”这个框架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既具备一定的共性，同时又有着自身精彩纷呈的特性，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考古发现也更清楚地证明了四川历来那种“封闭中的开放性”：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自成体系，但它和中原文明一同进入青铜时代，这本身就并非偶然，铜饰牌更使之与遥远的二里头文化联系起来；作为古蜀王都的金沙遗址罕见地出土大量金器，是当时权力的象征，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黄金之国，随之出土的象牙、玉器，折射出当时远程贸易的存在；盐源出土的汉代青铜器（尤其是源自印欧文化的双马神图案），则可见早在2000年前，横断山脉的西南就已经接入了丝绸之路。

即便在秦汉设治、汉人不断涌入之后，四川仍然孕育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当地人如何回应中古时期最大的外来文化输入——佛教。王静芬在《中国石碑》一书中曾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南北朝时佛教流行于大江南北，北方出现了大量佛教造像碑，南方却极为罕见，只有四川除外。也就是说，各地在接受佛教时，势必要根据自己的传统资源加以顺应和改造，巴蜀大佛多，还有像千佛崖、大足石刻这样的著名遗迹，这不仅仅是因为本地不缺石料这么简单，更可见中原文化通过栈道向秦岭以南的影响、渗透。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还可更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问题：四川在历史上何以能不断在遭受重创乃至毁灭之后又重生？三星堆文明灭绝后，古蜀国复兴；蜀国被秦所灭，但都江堰随即又开创了成都平原的繁华富庶；南宋时四川作为抵抗基地，遭蒙元战争破坏最严重，但在元明时期再兴；哪怕是张献忠屠蜀，湖广填四川不久又再现桑田。

这种顽强的重生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国郢都后，两湖一带就沉寂了四五百年之久；甘肃曾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但历代盛衰就大起大落，相当剧烈；陕西也是如此：在唐末长安被废弃之后，繁华就难以再现。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古文明被摧毁之后一蹶不振的事，则更是比比皆是。

比较而言，四川的模式倒是与古埃及不无相似之处：同样有着肥沃的土地，足够支撑起大量的人口和文明基础；地理环境也相对封闭，因而便于自守，却很少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可以在有限交流的基础上采纳外部文化，形成自己的独特性；相对安全的处境也使人相对安逸（所谓“少不入川”），最终往往一再被动地承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不过与此同时，又因其深厚的基底，即便遭受剧烈冲击，还是能一次次很快恢复元气，死而复生。

这可说是四川版的“挑战—回应”模式：每一个独特的文明或地方文化，都需要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动态地加以调整适应。这种挑战如果太大，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但更关键的则取决于人们如何回应——是否能与外部沟通交流、未雨绸缪地判断趋势、根据自身的条件明智地作出决策，既非顽固抗拒改变，又不至于完全被外力所异化，最终成就独特的自我。事实上，这不仅是四川的经历，也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川是中国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