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老建筑和一份档案还原奉天学生爱国运动——

为奉天党组织发展创造条件

辽宁日报 2021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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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铎社旧址现状。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满洲医科大学学生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后,决定退出日本人办的学校,这是学生离校前合影。

木铎社创始人粟丰。

1925年6月10日,奉天省长王永江为学生请愿示威一事发给张作霖的电文。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要TIYAO

在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的院区内,有一幢历史久远的建筑,这就是一九二五年青年进步团体“木铎社”的主要活动场所,它还是声援五卅运动的奉天学生爱国运动策划地之一。省档案馆一份原始档案也见证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运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奉天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它一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唤醒了民众,另一方面,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也为沈阳地区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建立进步青年团体——木铎社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消息传到奉天后,奉天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开始酝酿举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活动。

正在奉天筹备组建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任国桢决定把学生组织起来,掀起一场大规模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和声援五卅运动的爱国运动。为了加强对奉天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区委又派共产党员陶梁来到奉天,与任国桢一起筹备这次爱国运动。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学生。满洲医科大学是“满铁”1911年在奉天建立的一所医学院,成立之初的校名叫“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

据《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和平区历史》记载,粟丰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天,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的支持下,粟丰考入满洲医科大学。粟丰深切感受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待遇,于是,他和一批同样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学生酝酿建立一个组织,以便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4月,粟丰以研究学术为名,秘密在学生中间成立了一个13人的进步青年团体——木铎社,进步学生粟丰是木铎社的主要负责人。

召开学生联席会议——商议举行爱国运动

当年木铎社秘密举行地下活动的那幢二层小楼,如今依然矗立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内,斑驳的外墙表皮、灰色的外墙墙体,近百年的风雨已经在这幢楼上留下印记。

木铎社成立不久,就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动员更多的学生投身爱国运动之中,木铎社由秘密转向公开,积极宣传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暴行。因为旗帜鲜明,木铎社在进步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力,鉴于此,木铎社开始到奉天地区的各个学校去串联,特别是到那些由英、日等国创办的学校去宣传爱国主张。

在木铎社由秘密转为公开的同时,一直在奉天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任国桢也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大中学校学生中间发动串联。在日常工作中,任国桢结识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苏子元。苏子元思想进步,与学生联系较多,因此,任国桢就借助苏子元的优势,在学生中间宣传进步思想,进一步影响学生。

经多次接触和密集串联后,1925年6月5日晚,在位于小河沿附近的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学生宿舍内,十几名来自奉天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秘密集会,举行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

会议由满洲医科大学的粟丰和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高启福主持。包括满洲医科大学、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第一师范、文会中学、第二工科高中、第一中学等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组建由各校学生代表组成的奉天学联筹委会。经过几次磋商,筹委会决定6月10日组织各校学生举行请愿游行,并推举毕天民为这次请愿活动的学生总代表,声援五卅运动。

学生代表返回各自的学校后,分别在同学中间进行动员和宣传,并秘密做着请愿游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制作游行旗帜,印刷宣传标语、传单等。一时间,在进步学生中间,爱国热情高涨。

指导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发展党团员

省档案馆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1925年奉天省长发给张作霖的电文,汇报奉天学生请愿游行一事。

史料记载,1925年6月10日一早,沈阳十几所大中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金银库街的省公署门前,上午9时,声援五卅运动的奉天学生爱国运动正式开始。

学生们将事先制作好的标语、传单分发给市民,向市民宣传游行主张。学生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一方面强烈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对我同胞的屠杀暴行,另一方面向奉天省公署提出具体要求,包括收回一切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

然而,时任奉天省长的王永江拒绝答复学生的请求,省公署也拒绝接待学生代表。僵持之中,学生越聚越多,不少市民也加入到请愿队伍中。见此情景,奉天当局调军警来镇压。学生们席地而坐,誓死将请愿进行到底。

看到学生们态度如此坚决,奉天当局同意与毕天民、粟丰、王佳文、潘连珊4名学生代表谈判。然而,奉天当局不仅拒绝了学生代表提出的诉求,还将这4人扣押在公署内。看到学生代表迟迟没有出来,第二批学生代表立即站出来,要求奉天当局答复请愿要求。

从上午坚持到中午,学生们一直不肯离去,坚持在炎炎烈日下静坐请愿。看到学生们毫不退缩,奉天省公署最终释放了学生代表,并部分答应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

第二天,学生们纷纷要求从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退学。比如,由日本人开办的同文商科学校的中国学生全体退学,并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合作以声援上海之惨案》的宣言,明确表示退学后仍将进行反帝爱国运动。

看到学生们反帝热情高涨,奉天当局对学校进行武装控制,要求中等以上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假,并勒令学生在6月14日前一律离校。

然而,奉天当局的严格管控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爱国运动的热情。6月中旬,奉天学生联合会成立,粟丰被推举为奉天学生联合会会长,会址设在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内。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发表《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动员和号召同学们不要做亡国奴。

为了加强对奉天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在任国桢、吴晓天的积极支持与倡导下,奉天学联成立了“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动员社会各界全力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运动。

“由共产党领导并支持的‘六十’学生爱国运动,一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唤醒了民众,另一方面,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也为沈阳地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专注于相关党史研究多年的中共沈阳市和平区委党校高级讲师李正说。

在学生放假期间,任国桢和吴晓天办起了暑期学校,宣讲马列主义,不久,成立了党团的外围组织——革命同志会。同志会陆续发展高子升、吴竹村、李郁阶、巩天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东郊、张景珍、李正蔚、苏子元、李耀奎等加入共青团。1925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团奉天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到1925年年末,共发展党员4人、团员12人。1926年二三月间,中共奉天支部将部分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5人。9月间,中共奉天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支部,隶属关系由中共北方区委移交给中共中央直接领导。1926年11月,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团员转党的指示,将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团员张光奇、周东郊、李正蔚等转为共产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22人。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健全,成立了奉天医专、银行、兵工厂、学校等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