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康

在新时代乡村题材小说，尤其是扶贫文学创作中，老藤的小说《遣蛇》是一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都独具特色的作品。作家借侦探小说的外壳和叙事模式，虚实相生，情理相济，讲述了一个别具深意的“呼蛇容易遣蛇难”的“乡村传奇”，从“遣心头之蛇”的角度揭示精神扶贫的重大主题。从文学叙事、人物塑造到主题开掘等方面，该作品都不失为新农村题材和扶贫文学创作的可喜收获，也提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

小说围绕大平台村村委会主任齐大嘴和驻村“第一书记”“我”一同遣走方、石两大家族的“心头之蛇”这一核心线索展开。通过侦探悬疑小说叙事模式的借用，破解以往扶贫书写在可读性和主题呈现等方面存在的难题。在主人公探索两家三代与“蛇”有关的宿恨新仇由来的过程中，小说不断设置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以侦探推理的方式讲故事、摆道理。具体到小说内部，作者依照方、石两家三代人依次嵌入了三个悬念点。正是这三个悬念，造成了方、石两家的世仇，也滋养了两家三代人的“心头之蛇”。

按侦探小说的模式去阅读，《遣蛇》的故事完美契合《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故事，“我”和齐大嘴也完美对应华生与福尔摩斯的搭档，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乏突破。例如，在调查走访并最终得出真相的过程中，“我”对齐大嘴的态度从“有点意见，觉得他办事太拖沓”到“发现自己离不开齐大嘴了”的转变，对应着华生对福尔摩斯从一开始抱有偏见到最后心生钦佩的态度转变。于小说，齐大嘴是掌握了细节的福尔摩斯，“我”则是时常处于云里雾里的华生。借由“福尔摩斯”的故事类型，作品完成了以“乡村传奇”对“扶贫报告”的互证。更难能可贵的是，借由齐大嘴从乡村边缘人物阴差阳错地成为村干部这一中心化传奇，作品令人信服地塑造了新农村“技术能人”形象中的“这一个”；借由驻村“第一书记”“我”的成长，作品为常见的作为“外来人”的驻村干部形象，建立起以历史化和本土性来“接地气”的维度和视角。

如侦探小说所共有的揭秘环节一样，在《遣蛇》的最后，齐大嘴极其“福尔摩斯”地消除了三个悬念：石栏山是因为抓了一条处于发情期的蛇，身上沾了它的气味，在驱赶循味而来的毒蛇时激怒了蛇群才遭到攻击；方小茹和石天翔是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化解两家人的宿仇，才在石家的蛇酒窖双双殉情；而方世坤家的蛇头鱼群则是为了觅食才自己迁徙到石锁家的鱼塘里的。真相大白，方、石两家的宿仇也就此化解。

当方、石两家之间冰释前嫌，缠绕在他们心中的“心头之蛇”就被遣走了，《遣蛇》好像也以“侦探小说”的身份结束了。但是，如果单单以侦探小说来定义《遣蛇》，我们就难免忽视它作为一部新时代扶贫小说的时代特色和新意。作者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写一篇扶贫文学作品，相反，他在尝试以更加深邃、更有穿透力的眼光去看待扶贫，而“遣蛇”，从精神和心理上对扶贫主题进行开掘，正是他在扶贫问题上深入学习、调研和思考的结果。

从遣“心头之蛇”的角度来理解作者对于扶贫的书写，我们会发现，侦探小说的结构仅仅是作者拓宽扶贫文学作品形式，展示其艺术特色的途径之一；被赋予了对于扶贫的另一种思考后，《遣蛇》成了一部更深层次的、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扶贫”的扶贫文学。在他看来，“物质扶贫”如方、石两家的勤劳致富，只是扶贫的一方面，能否在“物质扶贫”的同时，对扶贫对象“精神扶贫”，遣走村民的“心头之蛇”，是脱贫攻坚工作极其重要的一环。于是，作者放弃了对村民如何摆脱物质上的贫困的描写，放弃了对乡村面貌的改变如何巨大的描写，在《遣蛇》中，对扶贫工作的新维度提出另一种思考，这是远比在作品形式上对当代扶贫小说的类型化进行完善和突破更令人欣喜的事情。

当然，方、石两家的宿恨新仇仅是“心头之蛇”的其中一种缩影，以侦探小说的形式来遣走“心头之蛇”，或许也仅仅适用于这部小说。但《遣蛇》的出现，无疑告诉我们，在新时代作家仍然为如何完成作品形式和现实深度的结合而苦恼时，已经有作家先行一步站在了作为文学书写材料的扶贫现象之外，用多样化和有穿透力的文字书写，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有时代高度的精神思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